1945年在国立西北工学院矿冶系毕业后，到工厂又工作了三年而后留学美国，四年读完学位，三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在工作期间，经过艰苦奋斗，于1955年6月回到解放后的中国，服从分配于“9.18”那天到了沈阳。沈阳在当时是我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中国科学院便在这里建立了在建院以后的第一个新建的金属研究所，其余那些研究所都是从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接收过来的，有较好的队伍和基础。金属所始建于1953年，所长李薰是在英国学习和工作了14年的著名物理冶金学家，他对金属所的发展起到至为关键的作用。

　　我到金属所后，先是派到鞍山钢铁公司主持“金属所驻鞍钢工作组”的工作，从矿石的烧结到轧钢，从中我学习了不少经验，也为工厂解决了一些问题。1957年中国科学院为了执行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长远科技规划》，金属所的研究方向变发生了改变，以开发新材料、新技术为主，成立了“高温合金”、“难熔金属”、“金属陶瓷与石墨”、“表面防护与涂层”及“核材料”等几个专业组，与以学科发展为主的研究室并存，我为高温合金组组长兼合金钢研究室主任。在我主持高温合金和合金钢研究期间（1957—1978）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上世纪中叶我国铬镍极其缺乏，又受国外封锁，于是我倡导开发铁基高温合金，节镍铬高合金钢。开发出我国第一个铁基高温合金（808）用于航空发动机涡轮盘；无镍的铬锰氮不锈钢（Cr17Mn14Mo2N），用于制造尿素，使用寿命比铬镍不锈钢（316L）长数倍；发明铁锰铝系奥氏体钢（15Mn26Al4），其低温（-253℃）最为稳定，为“氢能时代”的到来做准备。

　　第二、1959年开辟真空铸造高温合金领域，并研制出多孔气冷铸造高温合金涡轮叶片，大量推广使用至今。70年代又与无锡动力机厂合作，生产出抗热腐蚀燃气轮机铸造涡轮叶片，完全取代进口。

　　第三、在开发铸造高温合金的同时，我提出重视“合金凝固过程”的理论研究，从而发明了“低偏析技术”。1998年获“国际实用材料创新奖”，全世界共12项，中国唯一。

　　第四、为材料的应用研究开辟新领域：上世纪60年代初，国内刮起理论风，于是我提出“接近使用条件下材料性能”的研究；并提出用红外技术检测疲劳裂纹的萌生与扩展，后来用于压力容器的监测。

　　第五、坚持在高温合金生产第一线，一是为了解决我国航空发动机的急需，因为前苏联那时对我国减少出口；二是使金属所在高温合金领域不被“边缘化”，因为当时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只会写文章，不愿介入生产。我则认为作为一名材料工作者，一定要与生产人员打成一片，因此尽管在三年灾害期间，我仍天天来往抚顺与沈阳之间，以致患了严重肾盂肾炎，也没下火线，从而使金属所的高温合金研发始终处于国内前列。

　　前面仅阐述了我所主持的部分工作，但从全所看，做出更多具有开拓性的工作：在学科上开辟了超高温材料的研究：如定向石墨、热解石墨、碳纤维；在金属方面为钼合金；由于石墨在高温下容易氧化，开发出渗硅涂层，用于火箭的尾喷管；为了创造极高温条件，开发太阳能聚焦技术，如此种种，这在当时国内都是首创。与此同时，承担了国家多项具体任务：08-09用的核材料与核元件；由于涡轮空心叶片的开发，使我国歼击机性能超过了苏联援建的米格21。此外，在陆军及海军所用材料方面也都做出令人瞩目的贡献。金属所成为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受到重视的单位之一。

　　金属所在建国初期做出了突出贡献，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所初期，引进高端学术带头人是办好研究所的关键

　　金属所开办之初，就与国际接轨，虽然设备条件、工作环境与国外有较大差距，但学术带头人多是刚从国外归来，而且他们在国外都从事过一段独立的科研工作，继承了国外的科研规范和思维方法。在这十几个人中一半来自英国，有的来自瑞典和德国，葛庭燧及夫人，还有我和斯重遥来自美国。他们回国不是在中国寻找机遇，而完全出于对祖国的热爱，所以尽管在学术观点上各有不同，但为了任务的需要都会尽心尽力。如葛庭燧教授是内耗研究的泰斗，他也插手于金属材料的检测：如全息X射线与声发射，都是他建议后由金属所有关研究人员实施。这些学术带头人见识面广又谙通外文，对新生事物往往走在别人的前面，从而显示出金属所有些研究工作往往处于领先。

　　二、党政和谐是保证

　　当时中国科学院执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党委领导、所长负责，往往容易产生矛盾，以致影响工作。金属所当时有一位开明的党委书记高景之，她是“一二九时代”先进女性，她严格执行中国科学院所规定的“出成果、出人才”，她深知如何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和知识分子交朋友。她尊重所长在业务上的决定，李薰所长做事也和她商量。历次政治运动尽量对知识分子加以保护，因而知识分子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努力工作。

　　三、重视学术自由，严格研究纪律是办好研究所的根本

　　这些从欧美不同国家归来的高研，有各自不同的风格，但在金属所这个大家庭里，能够相互融合，这要归功于李薰所长。他不仅组织创建了金属所，更赋予了金属所科学民主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作风。他的办所思想是开放的，不强求别人去做不愿干的事情，而是鼓励发挥自己的特长。

　　金属所形成了一个三严（严格、严密、严谨）的学风和作风。如1956年的一个名牌大学分配到一名高材生，工作勤奋，也显示出非凡的智慧和才能，但在实验过程中发现他有伪造数据行为，毫不犹豫地予以除名，这虽是个别案例，但影响深远。

　　四、不断学习是金属所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建所初期，分配来的大学生多数不是材料专业，钢和铁分不清；同时又招收上百名中小学生做实验员，李薰和葛庭燧高级研究员亲自为他们开课，边培训、边建实验室；与此同时，多数专业人员组成工作组，到鞍钢及辽宁地区几个特殊钢厂下厂边工作、边实践，密切与企业间的关系，这是一个英明决策，为以后成果的推广打下基础。

　　第二次学习高潮是1960年，全国掀起了一阵理论风，从而有“八大物理学科”之称。物理所的金属物理室划到金属所，成为全国金属物理中心。为了打好基础，从1961——1964年邀请所外专家讲授了电子论、统计物理、晶体结构等16门专业基础课。同时在长春召开全国性的“位错学习班”，以摆脱前苏联科学家对位错理论的偏见。

　　第三次学习高潮是在1978年金属所冶金部回归中国科学院以后，从以完成任务为主又回到以学科建所之模式；当时确定以材料科学与工程为主线，展开了有关课程的学习；特别加强对英语的培训，以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

　　五、研究所的综合实力决定能否承担国家的重大任务

　　这里所说综合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金属所自成立高温合金等任务组以后，就十分重视完整体系的建立：从原材料的准备、分析、试验与测试等，装置齐全，而且高水平，否则很难做出有创造性的工作；如高温合金中低偏析技术的而发现，靠的是对合金中痕量元素分析的精确度；葛庭燧提出声发射探伤技术以后，所内立即做出一台验证装置；郭可信发现晶体系中的五次对称现象（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除了高分辨电子显微镜以外，还有金属所已有的合金熔炼装置及快冷技术。所谓软实力就是研究环境、学风与作风以及各类人员团结协作精神等。

　　六、上级领导机构的支持与地方行政领导的关怀使研究所兴旺发达

　　由于金属所的实力雄厚，而且工作认真，不管是科学院、科工委还是冶金部都在不同时期委以重任，从而才有机会通过任务的完成而提高显示度，虽然那些时候既没有奖金也没有特殊待遇，大家认为出色地完成重大任务，就是最大光荣，通过任务的完成，使每个工作人员都得到锻炼，这就是人生的目标。

　　地方党委对金属所的支持尤为显著：沈阳市委书记焦若愚不时来所与研究人员交谈。在大办钢铁时代，金属所仅派了几位研究人员下乡指导别人如何炼钢，而沈阳航空发动机厂院内都是小高炉林立。1963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金属所有5个人（李薰、葛庭燧、郭可信、师昌绪、何怡贞），这是多么大的荣誉与关怀！

　　上面描述主要是基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情况，那时我主要从事研究工作和下厂推广。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金属所划归国防科工委，两年后又归属冶金工业部，金属所的基础研究几乎停止，而以检验为主，大批中高级研究人员下乡插队落户，造成研究人员知识老化和断层，设备陈旧。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金属所从冶金部又回到以学科建所的中国科学院；我被任命为常务副所长主持业务工作，两年后又被任命为所长，一直到1986年，面临选什么学科领域和解决人员老化和断层以及设备陈旧的问题。

　　通过认真研究与讨论，确定以“材料科学与工程”为主要学科方向；通过大量接收研究生和提拔年轻科技人员解决人员老化与断层问题；通过各种渠道改善研究设施，包括我国第一台日本进口的200CX电子显微镜。特别争取联合国开发总署（UNDP）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培训中心”的资助，大量开展国际交往，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使金属所走上正轨。与此同时，我特别强调一点：“作为中国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所，金属所必须给国家做出实际贡献，否则不会受到国家的重视；但是又必须重视基础研究工作，发表高水平文章，否则在国际学术界不可能有地位，金属所的科研也不能持续发展。”根据这一理念，并保持已建立的办所传统（团结合作、求实创新），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金属所办成了一个“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材料科学研究所。

　　在我任期所长期间，全力以赴地为办好金属所尽职尽责：敢于开辟新学科领域（微晶与非晶）；敢于承担国家重大任务（抗氧钢与碳材料烧蚀机理）；同时不畏艰难，在沈阳主动承担筹建“中国科学院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并兼任第一届所长，使该所成为国内在这一领域的排头兵。

　　1986年金属所所长卸任以后，又受聘为金属所的名誉所长一直至今。我这一生最精华年代（35岁到65岁）都在沈阳度过，做出了一些成绩，也吃过不少苦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险些丧命，但是沈阳仍是我最留恋的地方，早年我们回国在金属所一起工作的一批留学生都已仙逝，只剩下我一人仍在世，并坚持工作。他们在沈阳留下的治学精神依然存在，使金属所在国内外的声誉不衰！

 

　　（本文发表于2011年，中科院“我心中的中国科学院”征文活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