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张沛霖院士谈话录音整理——龙期威整理 

　　1950年9月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给李薰写了封信，这封信是由当时气象局的局长涂长望带去的，大意是新中国成立了，邀请李薰回来筹备一个冶金方面的研究所．（王大珩先生向吴有训副院长推荐，新中国成立，海外留学生大家都立志回国报效祖国，中国科学院和东北人民政府决定在成立冶金方面的研究所）。当时在英国的留学生对新中国成立都非常兴奋，到北京后我先到天津北洋大学去看望魏寿昆教授，在英国时我曾接到他的电报邀请我到北洋大学去教书，听说有这个机会回来，都非常高兴，李薰答应很快回国，并且把在英国念书、工作的中国同学都找来，希望大家和他一起回国筹备新中国冶金方面的研究机构。有在伯明翰大学的柯俊、在钢铁厂工作的方柄、张作梅在雪非尔德大学机械系学金属变形，当时已经拿到学位。庄育智在利物浦大学，我是在雪非尔德大学冶金系，也已经拿到了学位。当时李薰接受筹建冶金方面研究所的任务以后，大家商议决定一起回国。 

　　我因订轮船票较早，当时英国到远东的这条航线很忙订票不容易，往往要等6个月到一年时间才能订到。我在知道科学院院长郭末若邀请李薰回国筹建金属所以前已经订票了。他们是后定的船票。所以我在51年1月拿到船票通知立即就回来了，2月份到香港，在香港没住几天就到广州，同乘船从英国回来的人有5、6人，记得有天津大学的校长史绍熙，还有在二机部做化学分析方面的总工程师陈国珍（定稿时均已逝世），这两位还健在，其他的人都没有来往，到广州的接待处，就很快买了票回到北京。 

　　所以回国后我先去看了他，然后到科学院报到。首先接待我的是吴有训副院长，吴有训先生让我先看看国内的情况。二月底时3月初，科学院给我安排了一个办公的地方。是在王大衍办公室中放个办公桌，王大衍当时在北京筹备科学院的长春光机所，因为那时王大衍的筹备工作也很忙，办公用的房间很挤。后来在科学院的地下室找个空房间做我的办公室，那时钱临照先生到柏林去，采购一批物理方面的图书，他回来以后，他就到我的办公室，我和他相处一段。他处理采购书的工作。 

　　大概到4月份时，科学院吴副院长决定带我们到东北考察，同时商议研究所建在什么地方合适。吴副院长、办公厅主任恽子强，还有我和颜鸣臬，他是从美国回来学冶金方面的专家，当时在北京工业学院教授，加上一个秘书，共是5个人。4月中旬我们到东北，重点了解东北的冶金工业情况。我们先去了长春，当时武衡分管东北地区科学院。当时叫东北科学研究所，包括日本人留下来的研究所。在抚顺，参观抚顺钢厂，还有日本人留下的简单的炼油厂。之后又到鞍山钢铁公司，后来又到本溪，看到高炉里的一些设备，鼓风机，电机都被苏联人给拆去的，把主要设备都拿走了，基本都拆空了，当时是苏联老大哥，我们也不好说什么，但心里很不是滋味，所以在本溪印象的最深，后来又到大连，看了很多工厂，最感兴趣的是大连铁道研究所，那原是日本人的研究所，有个仓库里面有很多冶金研究方面需要的设备，比如小炉子，各式各样的设备一大堆，都曾做过冶金办的工作，当时和院领导在那儿看了很长时间。参观大连化工研究所，武衡在大连组织开展化学方面的研究。在我们参观过的城市中，大连是个有希望的城市。 

　　51年的五一劳动节，我们是和吴副院长、恽子强等一起在大连渡过的。五一过后我们回到沈阳，商量研究所在鞍钢、大连、抚顺、沈阳、长春等几个城市中选择，考虑到沈阳有基础工业，又是东北的交通枢纽。当时高岗是东北人民政府的主席，在东北人民政府高岗会见了吴有训和恽子强。高岗当时也提出了建立关于冶金方面的研究所的意见。大家一致意见，初步确定在沈阳，但这还要等李薰回来后确定。 

　　在英国李薰、张作梅、方柄、庄育智，很快订了船票，柯俊因为有事情稍微晚一点回来，当时新中国刚成立，经济比较困难，科学院希望李薰他们带些资料回来，所以李薰他们在英国买了一批图书带回来，现在看这些资料都是古董，但在半个世纪前是非常必要的。后来柯俊在英国又购了一些图书带回来，这样金属所的第一批图书是建所前从英国购买的。 

　　李薰、张作梅、方柄和他们的家属乘船回来，他们的船是7、8月份，大约比我晚半年。庄育智和他们不同船，他更晚一点回来，庄育智到北京时，已经是冬天。李薰回来后，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是我们又到东北去一趟，他到东北参观后，也提出将研究所建在沈阳。第二件事是李薰从东北回来之后，在北京科学院邀请各方面的人开了个会，包括从英国、美国回来的专家，大家商量，这个冶金研究机构叫什么名称。在这个会上定名为金属所。1951年第四季度科学院确定筹建金属研究所，地址在沈阳。 

　　我当时在北京做建所设计，主要设计研究所的实验大楼和实验工厂。当我从英国回来前，柯俊特别找到我说，有本英文杂志报道德国的一个研究所，研究所大楼的布局和工厂的布局很合理，可以参考。在51年国家的设计院很少，只得在长安街找个私人开的设计公司，叫什么名字记不清，只有十几个人但设计经验很丰富，搞结构设计和建筑设计很全面，谈谈以后，他们很愿意接受这个任务，我请示了科学院，科学院也同意由他们来设计。但是开始设计后不久，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在北京到处打老虎，打反动资来家，那时的运动是轰轰烈烈的。不法私人资本家偷税漏税，假冒产品，当时正在抗美援朝，做的牛肉罐头是用发霉的牛肉做的，对不法资本家严厉打击，我们也很高兴。当时科学家也在搞三反五反运动，还要到中山公园开大会。我也参加了科学院大会，当时去开会是排成三排，两边两行的人是看老虎，中间的是可疑的老虎，怕老虎跑掉了，我是排在两排看老虎的，跟着人家去看，场面是很宏大的。而我最担心的是金属所设计搞不出来，因为私营单位都是人民群众运动的范围内，这个单位的设计人员也都被打了老虎，我赶紧向科学院报告这件事情，怎么办？后来吴副院长和恽子强带着我去见到北京市市长张有余，请求他让设计院保证我们的设计任务，否则会耽误我们的科研任务。找了以后果然有效果，设计任务很快就完成了，包括西大楼，实验工厂。 

　　 西大楼的设计参照了德国冶金研究所，但是我们在里面也注意了自己的需要。我和他们说，要考虑将来搞金属腐蚀方面的研究，要建一米的水桶，地板的承受力是否够，所以西大楼的东北角上，特别从结构上加强，三楼东头拐弯那边地方是搞腐蚀实验的，在结构的设计也特别加强了。图书藏书室承重量也是很重的，也进行特别交待。另外西大楼的走廊和楼梯都特别宽，楼梯也比较缓，整整齐齐的，慢慢地上很舒服。因为考虑到我们要常常开学术会议，散会后，几十个人，不能挤在一起，所以走廊设计的宽些，楼梯也平缓些。他们都采纳了我们的意见。金属所40周年时我去沈阳，还到西大楼看了看，走了走还是比较舒服的。 

　　我在北京搞设计，当时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的袁宝华是基建处长，他非常支持金属研究所的筹建工作。袁宝华给我们调了很好的基建队伍，东北施工队很快在一年多点时间就把实验大楼建起来了，1953年研究所正式成立。在施工过程中，我也看过现场，西大楼的柱子和楼板都是整体浇铸的，防震抗震是没有问题的。几级地震西大楼也不会倒，是钢筋水泥加固的。 

　　西大楼不能说是标准的英式建筑图，这个建筑是我参照柯俊推荐一本杂志上德国研究所的布局，由北京设计的完成，李薰主持工作，他同意参照这个设计，我们每项工作都向李薰汇报，具体安排细节是由我们和设计部门来安排的。每个楼中间都有玻璃门的房间，原本是想让大家休息时间看报喝茶的地方，后来实行不了，都做实验室和会议室了。 

　　李薰、张作梅、方柄、庄育智回国后，就都搬到沈阳住，住在东北工学院，当时高景之在东北工学院当党委书记，大力支持腾出两个楼，是一家住一栋的那种日本人的花园洋房。一栋让方柄全家住，因为他有个外国太太，又有小孩。另外一栋是让张作梅全家住。虽然我回国最早，但是到沈阳是最晚。第二年“五一”我才回去，我主要目的是保证设计完成，不要耽误年底施工。我到沈阳之后和李薰，庄育智一起住租的房子，我在那儿住了不到一年，金属所宿舍盖起来了，所以金属所在53年建所以前，我们就已经搬金属所宿舍里住。 

　　当时，党的组织没有明确，党的负责人是董晨，他是个老干部，也是个大学生。在李薰他们回国时，科学院已经分配给我们的5个大学生，是我先接待的，他们是吴文海、李有柯、张子青，李铁藩，还有广东人，后来调到南方，不在金属所，51年冬天分配来，沈阳还没建好，就在北京，他们与李薰一起到东北去考察，一起搬到东北的。柯俊在英国购的图书是以后陆续运到，53年以后就统一购买有关实验设，但是当时向国外订货订不上，只能向苏联订货，通过东北政府一个姓杨的秘书，他找我开单了，当时向苏联订了一批货，都是老掉牙的，电子显微锐，X光机，后来这批货到了后，也没有人用，他们设备都不太好，有些设备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研制的，如真空炉、52公斤炉等等。53年以后分配来大学生多起来了，葛庭燧和何怡贞也从北京调到金属所，后来师昌绪、郭可信、斯重遥他们陆续回国了，还有两位焊接的吴鼎铭，戴广英从德国回来，。这些都是解放后回来的科学家，新中国成立后，海外的中国人也扬眉吐气了，40年代出国搞冶金的人，在54—56年绝大部分都回来了。 

　　金属所53年成立，54、55、56年是人才聚集，从英国、德国、美国、欧洲回来的都有，大家聚在一起建设金属所。有的人在国外很有名气，例如李薰，葛庭燧，柯俊，柯俊晚回来两年，就没有到金属所，他到了钢铁学院。 

　　金属所1953年成立，54—56是鼎盛时期。金属所选择沈阳，我始终认为是正确的，因为中国科学院有个想法，要支援东北的工业恢复，帮助东北冶金工业机械工业恢复发展做点贡献，当时重点是东北，金属所建在沈阳，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沈阳是重工业基地。1953、54、55这几年陆续回来做留学生，也都愿意到金属所来，虽然沈阳是个艰苦的地方，但是大家都想为国家的经济建设贡献点力量。葛先生离开北京到沈阳，也是一种为新中国繁荣昌盛做贡献的愿望，到56年已有一大批人，而且是海内外的，大家聚集在一起为国家的发展做点工作，那时很少考虑个人利益，当时大家没有什么个人想法和考虑，想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点心意，大家都是这种心情，所以都特别用功，晚上图书馆的灯总是亮的，大家吃完饭就到图书馆去看书、查资料。 

　　在筹备期间，李薰所长积极组织人员到鞍钢、抚钢等冶金单位去，帮助解决生产中的难题，同时也培养年轻的大学生，派了很多人下厂。这就是早期的金属所的工作。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做法是正确的，，派年青人到厂里工作，帮助解决问题，贡献大小是另外一个问题，到工厂本身就是锻炼了一批队伍，为金属所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当时学苏联老大哥，在沈阳经常看到和拿到的文件、杂志、书藉好多是俄文，我们都不懂俄文，来的大学生俄文学的也很少，当时所里举办了俄文速成班，上午、下午晚上，突击学，记不清有多长时间，估计是一个月左右，我们这些人虽然不会俄语，但是都有外文的底子，突击起来还是不太难，一个多月下来，绝大部分带个俄文字典能看俄文科技书，我记得所有人都参加，李所长带头参加，年轻的年老的都学，时间最少是一个月，学习之后大有进步，后来科技人员的俄语水平提高的很快，由葛庭燧主持翻译了一本俄文的《金属物理译报》专辑中出版《金属学与金属物理》，参加的人员，都是俄文速成班毕业的学员。 

　　金属所在筹建时期非常重视学习，一方面派人到工厂在实际中锻炼，一方面在所里组织大家外文学习和业务学习。开办金相训练班，不光是金属所，国内也有人派来学习，是由庄智智来主管金相训练班，后来金属所的金相搞的非常出色，有好几个人吴昌衡、李静缓等金相搞的非常好，在庄先生的带领下，金属所拿出的金相照片是国内一流的，在50年代末，由葛庭燧先生（当时任副所长）倡导学统计物理，量子物理，是由葛先生主抓学习，请吉林大学的教授讲课，所内的大学生和国外回来的高级人员都参加学习，我们都参加听课，李薰所长也参加，都参加考试，结果效果也是很好的，大大提高了基础业务水平。当时的提职助理研究员试点，其严格程度胜过于现在的博士论文答辩。 

　　现在想起来这几件事印象还是很深的，当时金属所的学习风气是非常的浓厚的，我每天晚上从家门口出来就看到图书馆，每天晚上都亮着灯，大家都在学习。金属所当时对学习业务，基础理论是非常重视，形成一种学习风气，也成为金属所的优良传统。。 

　　当时还招了一批没有念过大学的初中毕业的年轻人，因为在沈阳招不到高中毕业生，只能招一批初中毕业生，他们还都是些小孩，打打闹闹，哭哭啼啼，最初我们都没有什么大的信心，但是实验室里需要辅助人员，除了有进行研究工作的大学生，还要有实验员。招进来100多人，东北人冬天都穿黑衣服，有男有女很有意思，一部分男孩分配到工厂去学徒工，学车工，钳工等工种，派一部分男孩女孩到实验室，对这些人的教育，除了工作中学习外，还办个业校，从高中办起，高中业校都要参加，后来又办个大专业校，有些成绩很好，有些人跟不上了，这是客观规律，过了几年这些人非常起作用。在实验室的实验员帮助做实验工作，磨金相样品，有个叫佟英杰，是100人中突出的，在业校她一直坚持念到大学的课程，她跟庄育智、李静缓做金相工作，磨金相样品，看金相图等非常巧，有人曾拿两个大学生换她，庄先生都不换，这个小女孩非常出色，是金属所的业校把她培养成才。大家白天工作，晚上学习，后来都成长起来，工作突出的有一半人人以上，像佟英杰是特别出色，他们磨金相样品看金相图技术都非常高操，做金相照片可以展览。53年招进来的一批初中生当时只有15、6岁，到现在都已经60多岁退休了，我是看到这帮人成长的过程，在工厂的几个初中生，在我63年离开金属所的时候，十来年的时间都已经成为很好的老师付，带徒弟了。当时看，一帮初中生都发愁，但是培养下来看，我们招收100多初中生是对的，如果当初不收100多人就培养不出实验员和有经验的工人，假如不办夜校，培养这些人也困难，这批人到社会上要不来，只有自己培养。所以金属所坚持下力气培养各类人才，具有学浓厚的风基础。 

　　当时经常请几位国外回来的专家做学术报告，也讲解学术论文，报告怎么写法，慢慢培养认真研究的习惯，作研究工作不能了了草草地写份东西就算了，要认真规范地写研究报告。 

　　金属学报是金属学会的会刊，经过大家研究，李所长决定接过来，由金属所主办，李所长是主编，我们这些是副主编，编辑，一直到大跃进文革前，还是按期出版的，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报稿审稿都是很严格的。文革后金属学报还是放在金属所改为冶金出版社出版。这与金属所认真主办有关系。 

　　金属所早期按科学院的发展意见，当时高景芝书记也征求我的意见，研究重点放在炼钢厂、炼铁厂、机械工业，但是金属所始终没有忽视基础研究，葛先生的研究室以内耗研究为主，无论从李所长，还是党委的态度都是一致支持，没有因为对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不正确理解，而取消或压缩理论基础研究，在金属所我认为没有，即使有也是微乎其微的，后来郭可信做电子显微镜也是基础工作，李薰也是很支持的，所以金属所的基础研究方向，从建所以来，虽然没有放在重点，但是从未轻视基础研究，一直是看重基础研究的。因为从四面八方回来的留学习，受过科学的薰陶，在国外不同程度受到影响，都知道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所以绝大多数人认为应该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从长远发展考虑基础也要搞上去，，受过一定科学薰陶的人不会因为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就都去下工厂，一提理论研究就到杂志上找小题目。从建国以来经历了几次反复，金属所不能不受到影响，但是相对来说受的影响是小些，例如提倡大炼钢铁时，不论什么人都炼钢炼铁，跟钢铁沾点边的大学，研究所都花了很大的力量在炼铁，而金属所相对说对这个问题有个抵制，只是派了些人到铁岭的土高炉去看看，帮助炼铁，在金属所的院内引没有建高炉，化铁炉。当时金属所的知名度很高，科学家中这么多学冶金，没有因为社会的影响在这方面花大力量。李所长带领从国外回来的一帮人，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当时口头上不能说大炼钢铁是错误的，因为是毛主席倡导的，也不敢说，但是李所长凭他的经验和知识没有去跟着做，后来我到外地去出差，看到有一大批原始森林被砍掉去大炼钢铁，非常可惜，把国家的原始森林白白砍掉，不创造财富，是很心疼的。 

　　再比如科学院在研究方向上也经历了几次大的反复，金属所受的影响相对小些，这不是那个人特别高明，而是这个集体有力量。当号召大家不能脱离实际时，金属所的葛先生内耗照常进行，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因为有这样的氛围，我们在金属所对有些事情都认真去做的，比如培养干部，协调发展学科方向等。建所初期重点是为钢铁工业服务，57、58年科学院成立新技术局，谷羽同志当局长，金属所在李所长领导下，研究方向随着国家发展重点转向研制开发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61年成立二机部，三机部、七机部的工作也开始了， 

　　金属所的学科方向随着国家的发展转变，不断为国家做贡献，即使重点放在新技术方面也没有放弃基础研究，葛先生和郭可信的研究室都在基础研究方向发展，这是很难得的。在有些地方是翻来，掉过去的，但是金属所影响较小，这也是金属所特点，如柯俊来，他从旁观者的角度也看到了金属所的特点，一方面做应用研究工作，一方面坚持基础研究，这样50年来金属所协调发展不断前进。 

　　再谈些金属所与二机部的工作。1958年钱三强曾和高景之提出让金属所做些核能铀方面的工作。领了一瓶三氧铀3氧8，是很粗糙土法制造的，铀当时不让在所里传播，高景之当时也没有请示李所长，也许打了招呼，我不知道，因为没让我去和李所长请示，高景之拿这瓶铀，让我们组织几个人，摸索提炼铀的工艺，当时记得有个小苏叫苏丽娟，还有个方玉云，还有个转业兵何长青，这么几个人搞轴的工艺，这件工作是绝密。58年年底经过59、到60、61年二机部派管科研的钱三强局长，科学院秘书长装丽生来金属所谈核方面的合作，我查了查资料，是个夏天，穿单衣服在会议室开会，金属所组织十室是我领导的，李所长领导的十五室偏重物理冶金方面的研究，这两个室和二机部正式签定合作协议，二机部就不再成立这方面的研究所，就靠金属所。这个事情是和李所长一起研究和二机部合作协议，还有高景之书记。后来和二机部合作项目就调到二机部。从这两个室挑了些人到二机部。后来到62年年底，二机部跟金属所协商，要调我到二机部。63年刚过年，我就到北京，三月份过春节后我就调到二机部，那时科学院只答应借调，所以我报到时，没有正式手续，只是金属所人事处开了一个条子，我拿个条子报到，也没有经过组织部，还兼任金属所的副所长，可是二机部人跟我讲好，屁股要坐在二机部，我当然服从组织调动，我是不愿意离开沈阳的，住了多少年已经习惯了，右邻左舍的很留恋，研究室还在。我名义还管十室，可是实际上已经不管了，调到二机部后，除了二机部的业务联系我提点意见之外，不再过问金属所的事情，这期间，二机部和金属所合作，李薰曾带一帮人到二机部的工厂进行了解参观谈起合作和二个研究室的方向问题，高景之也带了一帮人去了，金属所也派了一些人到厂里，帮助做了一些工作，这是63年到文革前的工作。 

　　后来十室和搞焊接的都被核工业部做些工作，都调到核工业部。挑了些人，设备和书藉都调到二机部，比如李薰所长室里的张永刚、代受惠，还有十几个到二十个人到二机部，设备和资料、书藉都到二机部。这些人现在二机部一院四所，这个事联想到金属所提出包头，白云，鄂博的选矿工作，这个矿里有稀土，金属所接受任务就调一帮人在金属所做选矿，这是很重要的工作，曾经借调了一个在美国选矿，在南  几个国家帮助选矿，姓胡的人在湖南大学，帮助我，分析化学方面也调来了梁树权很有名的，还有二个从上海化学所调来的女同志沈天慧，搞分析共同把选矿的任务完成。 

　　金属所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方面的任务都接受，在选矿前又搞高炉的耐火材料，把大连的又调过来，张绶庆、谭丙煜、王纯善，选矿工作结束后，选矿这部分统统调到湖南长沙矿冶所。 

　　金属所在建所初期，组织和吸纳各方面的人才来所工作，，领导了做选矿，耐火材料工作，梁树权等都是有名的专家，比我们的年纪大，金属所当时党的领导是高景之，业务方向李薰负责，李所长是个开朗的人，每个方面的人他都容纳。所以金属所又把耐火材料部分送给上海硅酸盐所，选矿研究室送给中南矿冶所后，核工业方面送给二机部。 

　　所以金属所为国家不仅做研究工作而且输送了很多的人才，这是成批的调出的，个别调出的更多了。现在年轻的院士们成长起来，李依依、叶恒强、胡壮麒、周本濂、王景堂、闻立时以及到二机部的周邦兴，还有很多水平高的没有评上。有的省才有一、二个院士，而金属所的院士始终有五、六个是不简单的，金属所在培养人才方面是有成绩的。 

　　至于我是那一天正式调离金属所的也不清楚，文革前我的工资关系调到科学院新技术局，文革中许多人的工资都不发了，而我的工资在科学院仍照发。二机部的政治部主任问为什么，我告诉他，我现在还是金属所的副所长，在科学院开工资，政治部主任立即派个人去到科学院将工资关系转到二机部，大约是在68年的夏天，那时造反派也没有什么手续，写个条子就办了，以后才在二机部开工资。直到现在也没有接到金属所副所长免职的通知，但是我有自知之明，调到二机部之后再没有管金属所的事情。 

　　龙期威体会： 

　　1、理想的追求合作的基础，云集四海精英，共创金属科技所基地； 

　　2、热心科学的老革命干部和专业科学家的思想一致是保证； 

　　3、青年与科学家相互，尊师爱德，师生协助，为共同理想奋斗； 

　　4、科学创新来源于坚定的基础，勤奋学习、努力专研、自力更生创建科研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