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20世纪50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服从国家统一分配 , 从南方到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后转入金属所工作。何怡贞教授则是为筹建服务于新中国东北工业基地的中科院工业检验所，与葛庭燧先生于1951年同时离开北京（清华大学，应用物理所）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岗位来到沈阳。因建所计划的变动，工业检验所与金属所合并，何怡贞先生来到金属所，开始组建了光谱分析室。

　　当时的金属研究所处于初创阶段，尽管实验大楼已建成并投入使用，但仪器设备未完全配套。我们这些刚跨出校门的年青人对如何使用及保养仪器缺乏训练，对研究工作更是一窍不通，在何先生的亲切指导和帮助下，逐渐进入科学研究的大门。

　　1953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头一年。按照李薰所长在沈阳建所的宗旨——为我国冶金工业发展服务，选定的首批科研课题是大冶铁矿选矿粉中微量铜的光谱分析和鞍钢平炉及高炉的炉渣光谱分析。前者是为武汉钢铁公司的建设提供技术资料，而后者是强化我国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生产进行必要的技术改进和提高。这些研究工作取得的研究结果都到现场进行过实践并得到充分肯定，将相关的研究成果撰写成论文并先后参加全国金属工作报告会（1955年）和在全国分析化学报告会上宣读。

　　为进行更深入的机理探索，何怡贞先生又指导我们开展合金钢组织结构对光谱分析中蒸发激发过程影响的研究，高速钢中钨、合金钢中微量稀土元素的光谱分析方法的研究。这些科研课题不仅应用背景明确，而且涉及到一些学科性规律的总结和提高。何先生将她近五年的科研实践总结出来，撰写论文，参加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国际光谱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次派出代表团参加国际光谱学学术交流会。在会后举行的宴会上何怡贞先生以她流畅的英语代表我国三位出席会议的科学家（北京大学的赵广增教授、中科院应用物理所的王传珏）做即席发言，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也赢得了与会各国科学家的赞赏。

　　何怡贞先生对实验室的管理十分严格，鉴于光谱分析灵敏度较高，她要求我们要保持实验环境清洁，做到一尘不染，就是李薰所长叼着烟斗到光谱室来察看工作，她也要求李所长灭掉烟头，以免烟尘污染环境。她坚持让实验室辅助人员在做好清洁工作时，认真记录每天的室温，长年不断，后来这些温度数据对校验光谱片的黑度变化规律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从1953年1958年，何怡贞先生领导的金属研究所光谱组自始至终是围绕国家冶金工业和新中国光谱分析领域的发展而选择课题并开展工作的，取得的研究成果和撰写的学术论文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当年治金工业部和地质部门请来协助我国开展光谱分析工作的几位苏联专家和苏联科学院到我国进行学术访问的科学家，例如福里斯（普通物理四卷本的作者），马里采夫（红外分子光谱学）教授等对金属研究所的光谱分析研究均给予较高的评价。

　　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科学院领导鼓励青年人大力承担科研任务，快速成长为学术带头人的政策有所区别，我们这批解放初期的大学毕业生刚到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正确对待老科学家，虚心向老科学家学习。大凡是在处理青老关系上出现问题时，受到批评的都是年青人。我们尊敬老一辈的先生们，虚心听取他们的指导，今天回忆起来，还是得到不少教益。记得为贯彻“向苏联学习”的指示，何怡贞先生组织我们翻译苏联学术论文并向《物理译报》投稿以及为物理学报、化学学报修改论文搞件时，她对我们在正确处理和用图表描述实验数据上给予严格而又耐心的指导，从而提高了我们总结工作的能力和力求高质量和准确表达科学规律做法的认识，她和国内几位老科学家（包括葛庭燧先生）之间形成的相互切磋学问，以及发表论文时对结论慎重和留有余地的做法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中。

　　（本文发表在2004年《金属之光》总第37期）

工作岗位来到沈阳。因建所计划的变动，工业检验所与金属所合并，何怡贞先生来到金属所，开始组建了光谱分析室。

　　当时的金属研究所处于初创阶段，尽管实验大楼已建成并投入使用，但仪器设备未完全配套。我们这些刚跨出校门的年青人对如何使用及保养仪器缺乏训练，对研究工作更是一窍不通，在何先生的亲切指导和帮助下，逐渐进入科学研究的大门。

　　1953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头一年。按照李薰所长在沈阳建所的宗旨——为我国冶金工业发展服务，选定的首批科研课题是大冶铁矿选矿粉中微量铜的光谱分析和鞍钢平炉及高炉的炉渣光谱分析。前者是为武汉钢铁公司的建设提供技术资料，而后者是强化我国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生产进行必要的技术改进和提高。这些研究工作取得的研究结果都到现场进行过实践并得到充分肯定，将相关的研究成果撰写成论文并先后参加全国金属工作报告会（1955年）和在全国分析化学报告会上宣读。

　　为进行更深入的机理探索，何怡贞先生又指导我们开展合金钢组织结构对光谱分析中蒸发激发过程影响的研究，高速钢中钨、合金钢中微量稀土元素的光谱分析方法的研究。这些科研课题不仅应用背景明确，而且涉及到一些学科性规律的总结和提高。何先生将她近五年的科研实践总结出来，撰写论文，参加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国际光谱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次派出代表团参加国际光谱学学术交流会。在会后举行的宴会上何怡贞先生以她流畅的英语代表我国三位出席会议的科学家（北京大学的赵广增教授、中科院应用物理所的王传珏）做即席发言，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也赢得了与会各国科学家的赞赏。

　　何怡贞先生对实验室的管理十分严格，鉴于光谱分析灵敏度较高，她要求我们要保持实验环境清洁，做到一尘不染，就是李薰所长叼着烟斗到光谱室来察看工作，她也要求李所长灭掉烟头，以免烟尘污染环境。她坚持让实验室辅助人员在做好清洁工作时，认真记录每天的室温，长年不断，后来这些温度数据对校验光谱片的黑度变化规律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从1953年1958年，何怡贞先生领导的金属研究所光谱组自始至终是围绕国家冶金工业和新中国光谱分析领域的发展而选择课题并开展工作的，取得的研究成果和撰写的学术论文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当年治金工业部和地质部门请来协助我国开展光谱分析工作的几位苏联专家和苏联科学院到我国进行学术访问的科学家，例如福里斯（普通物理四卷本的作者），马里采夫（红外分子光谱学）教授等对金属研究所的光谱分析研究均给予较高的评价。

　　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科学院领导鼓励青年人大力承担科研任务，快速成长为学术带头人的政策有所区别，我们这批解放初期的大学毕业生刚到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正确对待老科学家，虚心向老科学家学习。大凡是在处理青老关系上出现问题时，受到批评的都是年青人。我们尊敬老一辈的先生们，虚心听取他们的指导，今天回忆起来，还是得到不少教益。记得为贯彻“向苏联学习”的指示，何怡贞先生组织我们翻译苏联学术论文并向《物理译报》投稿以及为物理学报、化学学报修改论文搞件时，她对我们在正确处理和用图表描述实验数据上给予严格而又耐心的指导，从而提高了我们总结工作的能力和力求高质量和准确表达科学规律做法的认识，她和国内几位老科学家（包括葛庭燧先生）之间形成的相互切磋学问，以及发表论文时对结论慎重和留有余地的做法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中。

 

 

　　（本文发表在2004年《金属之光》总第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