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敬爱的李薰所长离开我们整整十八年了，他的过早去世使我国失去了一位卓越的冶金学家，也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十多年来每当我出差回金属所去李薰像前瞻仰时，总使我想起李所长生前对我的培养与教诲。

　　李薰所长坚持科研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是非常明确的。他将金属所选址在沈阳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就是要金属所为沈阳周边的鞍钢、本钢、抚钢等钢厂的钢铁生产服务，建所初期的选矿、耐火材料、氧气炼钢、钢中气体夹渣等都是为了当时钢铁生产需要而开展的工作。50年代末，由于国际科技的发展及国家发展的需要，李所长当机立断把金属所主要为钢铁工业服务的研究方向转变为研究新材料为尖端技术服务为主的方向。60年代初我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当时的苏联领导背信弃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使我国原子能事业处于极端困难之中。当时李所长急国家之所急，毅然抽调了所内近百人的科技队伍，迅速组建了两个研究室，即化学冶金研究室（15室）及物理冶金研究室（10室），他还亲自兼任15室的主任，而十室的主任则由副所长张沛霖兼任。除两个研究室外还有化学分析、压力加工等研究组也参加工作。

　　我就是当时被抽调参加化学冶金研究最早的一员。我的原专业是冶金物化，研究方向则是炼铁，由于金属所炼铁组早已与北京化工冶金所合并，所内也已明确将我调往北京化冶所工作。记得是196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李所长突然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他谈起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说到苏联专家撤走，我们必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干我们自己的新型材料事业，希望我也参加此项工作。当我还在思索考虑的时候，李所长就斩钉截铁地对我说：“你不去北京化冶所了，留下来干国家更重要更有意义的原子能事业。”我见到李所长那种坚定的神态，我二话未说，就满口答应，决定不去北京化冶所了，这是李所长对我科研生涯的第一次抉择。

　　十室、十五室成立于苏联专家撤走的三年困难时期，以李薰所长、张沛霖副所长为首的一批科学家们义无反顾地决心发展我国的新型材料事业。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材料的热还原、真空精炼、压力加工、气体夹杂、物理性能测试、密封包装以及化学分析等都相继从无到有地建立了实验室，并初步开展了各方面探索工作。为了更加明确研究任务，在整个工作中李所长根据他在国外多年科学研究的经验，经常教导我们科研不但要解决“怎么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需要解决“为什么要这样做”的问题。实际上他要求我们在解决任务的同时要做些结合任务的应用基础性工作。根据他的思想我们曾安排了合金蒸汽法测定、炉渣黏度测定、表面张力及黏度的测定等工作。他还经常教导我们，热衷于炒菜式工作是没有出路的，这种工作表面上似乎很快，实际上提不高科研水平，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他还要求我们要重视文献资料的收集，仔细分析文献资料是会找出办法来的。所有上述教导使我们受益非浅。

　　在经过几年实验室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于1965年、1966年曾先后几批派了大批科技人员下厂与厂方一道参加新型燃料元件试制工艺的最后攻关，并最终取得圆满成功。为此于1986年金属所曾获得国家特等科技进步奖（覆盖奖）。

　　1970年由于当时三线建设的需要，上级决定金属所从事新型材料研究的有关科技人员迁往成都。正在这一体制进行重大调整之际，我被调入教学连作教学工作，我曾向李所长（当时是所革委会副主任）打了多次请调报告，希望批准我去三线工作，但结果是石沉大海，音信全无。至1971年待参加三线建设的同志都已调走，有一次李所长见到我，问我现在还想去四川吗？我才意识到，他对我的几次请调报告不作回答，无非是给我冷处理，目的是希望我留下来在金属所继续工作。1972年上半年，李所长又把我调回8室，负责钛合金的研究工作，这一安排与当时金属所搞高温合金的工作相配合，使金属所又增添了一个新的高温材料生长点，这是李所长精心安排的结果。这也是李所长对我科研生涯的第二次抉择。

　　我科研生涯珠的三次抉择是1985年调往上海大学，这一抉择是李所长逝世后我自己做出的错误抉择，如果李所长不过早地在1983年离开我们，他是不会同意我离开金属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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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3月16日是我与王中光同志作为访问学者飞赴美国的日子，记得3月15日晚李所长为了欢送我们，邀请我们在他家吃晚饭，同时还有王仪康同志，他将陪同李所长去攀枝花钢铁公司考察，没有想到他在行经昆明途中，突然与世长逝，这一噩耗是从同年4月份《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得知后，我十分悲痛与惋惜。

　　我们永远怀念李薰所长！

　　

　　（本文发表于2003年《金属之光》第20期，作者系金属研究所研究员，后调入上海大学任材料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