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薰所长十分重视对青年科技人员的培养。

　　回忆50年代至60年代期间，当时每个星期的青年学术报告会。这些报告会有时是小组举办的，有时是研究室举办或全所举办的。当时李所长经常去听报告，重点看年青人有没有自己的新见解，对有水平的青年人不用走正常的考试晋升，而是直接提拔。当时，姚汉武在大连钢厂做硬质合金的研制，刘国钰实际负责。那时研究方法是在某一温度下进行烧结，然后取出进行金相观察。对此，姚汉武提出在硬质合金毛坯一端，埋二副热电偶，采用热分析方法，直接根据热电动势变化得到确切的最佳烧结条件，这样既省时又准确，一次了解烧结全过程。李所长当时并没有表态支持他的观点，但他发现了姚汉武。后来提助研时，他就没有再考核，而是李所长直接提拔的。总之，你只要有想法，他就支持你。当时金属物理室有一个研究实习员（厦门人）有一个想法，但在室里得不到支持，来找李所长。经过讨论后，李所长马上表示支持与鼓励。相反如果由于基础不好，而导致工作失误，李所长也是要批评的。例如一位研究实习员订购抛光粉，一次就要2Kg。这种东西是金刚石，应按克拉买的，非常贵。器材处孙大正汇报上去后，查明是这是由于不懂造成的；还有一位青年科技人员，在还原气氛中使用铂金热电偶，而后热电偶损坏了，原因也是基础知识不够。后来，他们在提助研时，就均被延后了。

　　那时我们每天都要到图书馆占座位，因为图书馆只有30多座位，不够的。李所长每天也要到图书馆去转转。他要求我们认真学习，要看最新的文献，要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一个合格的研究人员必须了解科研发展的动向。他要求你不但要掌握知识，而且更强调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科技工作者，强调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有时具体到你这个曲线怎么画，实验上有些奇异点远离曲线如何分析原因，鼓励我们要增加知识，了解前沿，敢于创新，不怕困难。那时绝对不允许有抄袭等行为，连想都不会想。回忆那时，领导没有私心，青年人兢兢业业，比学赶帮，不甘落后，真是一段令人怀念的美好时光。

　　1954年开始，金属研究所陆续选派本科或研究生学历的青年科技人员赴苏留学。那时所里要加速培养各个学科的带头人，决定要派优秀青年人到苏联去学习。选派主要是参考导师推荐，根据德才兼备，又红又专和工作需要进行选拔。留苏的前两批都没有考试，是所里直接选拔的。1956年开始要求通过考试，1956年出去的人最多，我是1957年底学俄语，1958年去苏联学习的，那时因国家急需，已经决定不读学位，全部改成进修。

　　我先到莫斯科的苏联科学院巴依可夫冶金研究所呆了三个月，后来才到前苏联科学院乌克兰分院基辅的金属陶瓷与特种合金研究所。这个所是CC（俄文）级的（保密最高级为CCC级），所长是一位乌克兰人，曾经获得三枚国家级勋章，很厉害。在莫斯科，我做的是烧蚀材料，这是一种石墨基多孔材料，用酚醛树脂进行浸渗填充，主要研究它的烧蚀性以及材料的强度和断裂性，后来才知道这种材料是用于做导弹头部的烧蚀材料。到基辅后主要学超高温材料，包括氮化物、硅化物、硼化物和碳化物，还有稀土硼化合物。这个所是该学科的鼻祖，稀土硼化合物也是他们搞的，现在是一种很好的磁性材料。

　　我最后做的是CrB增韧MoSi2材料，也见到其他人员在作MoSi2-ZrO2等材料。根据导师的建议，我把研究结果总结成文章后寄给李所长，在金属学报上发表了。这种MoSi2的高温性能很好，西欧现在就用它做涡轮叶片材料。另一项研究是氧化铍陶瓷，研究用压电方法测定它弹性模量的新方法，还研究氧化铍与铍的接触角。回国后才知道氧化铍也是用于做烧蚀材料，因为氧化铍到1800℃仍具有极好的强度和结构稳定性，而1800℃以上，它的升华热很高，升华时吸收大量的热，有利于解决热障问题。这篇氧化铍弹性模量的文章也寄回国发表了，当时李所长曾问我苏联的情况，我说这是苏方的一位副所长让我在中国学术刊物上发的，他们希望以此增加中苏友谊。

　　我从苏联留学回来，带回一些关键技术设备的图纸，其中有等离子喷枪图纸，测量陶瓷高温力学性能（拉伸）的六联级试验机图纸，粉末冶金用的真空热压机图纸和小型热等静压图纸，陶瓷专用谐波压电法测弹性常数的方法等。我后来找到技术设计室刘宝昌，他们发现这些图纸都不是最终定型的，在尺寸等配合上有许多错误。刘宝昌费了许多精力，才做成了好几台关键设备，例如，等离子喷枪在后来做涂层材料时就发挥了作用，而陶瓷高温性能试验机及冶工艺设备，当时在全国是最领先的，我在这个过程中也提高不少，刘宝昌耐心地教会我如何识图，如何审图及画图的基本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