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薰，1913年11月20日（农历10月23日）出生于湖南邵阳佘田桥附近的乡村（现属邵东县）。祖父李增效，应清代乡试，考中举人。父亲李本深，与蔡锷将军同窗六载，考中清优廪贡生，民国初年两任江西省安远、定南两地知县。李本深生有四子，李薰行三，兄弟均学有所成。二哥李芬，生前为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卓著功绩。四弟李苾，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1925年，其父自以心为形役，辞官回归故里，家道从此中落。李薰四岁时，全家随父到江西上任，启蒙于江西南昌省立第三小学。1925年举家回迁长沙，先后就读于育才中学和明德中学。翌年正值马日事变，辍学半年。1928年，转学长郡中学。这是一所由原隶属长沙郡的各县联合兴办的中学，重视文史课程，以校风严格著称。李薰在校长王季范和国文教师原武汉大学教授周铁珊的影响下，对语文历史发生兴趣，熟读诗文词赋和经史子集的名篇，博闻强记，直到暮年，虽经半世荒疏，案读分神，仍然可以背诵，章句不乱。

　　初中毕业后，因奔祖父丧，误了高中招生考期。幸好岳云中学补收高中一年级下学期插班生，应考录取，1930年初入学。该校以数理科见长，治校有方。此时李薰面临初高中两校侧重各有不同，加上跳班带来的困难，于是倍加努力，勤奋自勉，此后每学期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1932年高中毕业，受家庭经济不裕所限，未能赴北京升入已经录取的清华大学，而以高中学习成绩优异，免试保送湖南大学矿冶工程系。从入学起至四年大学连续获得湖南省教育厅奖学金和湖南大学全免学费奖。1936年毕业，任教长沙楚怡高级工业学校兼地矿调查员。同年，在长沙与席玺玉结婚，内助操持家务，生女发荣。

　　1937年，湖南省举行省公费留学考试，李薰报名应试，考前深刻剖析自己的弱点，自认英文程度尚不如人，于是毅然发愤苦读，特别找来当时上海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背诵其中社论等优秀文章。主考英文的曾宝荪女士对他的试卷拍案叫好，加上其他科目成绩出众，一举金榜题名。8月放榜，选送当时英国钢铁中心城市的雪菲尔德大学（Sheffield University）冶金学院深造。在30年代的英国，这是唯一以冶金命名的最高学府。该学院在安德鲁教授（Prof. J. H. Andrew）领导下，闻名于世。弱冠年华的李薰，远涉重洋，给导师安德鲁教授留下的第一印象，比较满意，但对英语口语表述颇为“遗憾”。他因而只身寄居郝莱特太太（Mrs. Hurley）家，创造磨练和提高英语口语环境。这位房东老太太身边无子女，尽力为李薰创造良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待如亲出，相依为命。李薰对待这位老人，敬爱备至，在接受博士学位的隆重典礼上，敬请作为亲人代表，唯一上宾参加盛典，共享殊荣。

　　李薰在雪菲尔德大学冶金学院学习，于1938年就获得该校的白朗顿(Brunton)奖章和奖金。1940年取得哲学博士学位（Ph.D）。应聘留校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并指导博士研究生。1945年开始任该学院研究部的负责人，直到1951年辞职返回祖国时为止，共培养出来自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埃及、希腊等国家的十几名博士研究生。李薰培养的博士中，后来有不少成为著名冶金学家和学术领导人。1951年3月，雪菲尔德大学根据李薰在学术上的杰出成就，授予他冶金学博士（D. Met.）。这是雪菲尔德大学冶金学院设立的最高学位，该大学是当时英国唯一能以冶金学博士命名其高级博士学位的学府，李薰则是从1923年至1951年的28年中获得这种学位的第二人，也是我国唯一获此殊荣的学者。

　　李薰留英14年，在学术上的贡献，世所公认，后期有英国师友一再劝说入英国国籍，他不变中华民族气节，严辞拒绝。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也曾经仰慕盛名，授意由中央研究院干事长萨本栋教授亲往雪菲尔德，出面聘请，以回国成立冶金方面的研究所并主其事相许，遭托词婉谢。美国驻英使馆科学参赞向他表示：“如果愿意到美国去，我一定竭力帮忙。”他也婉言谢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于1950年8月，李薰收到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局长钱三强来信，邀请回国。10月李德全与周培源率代表访英，团员涂长望相约在伦敦面谈，再次商请。不久郭沫若院长来亲笔信，代表中国科学院恳请回国擘划筹建研究所，李薰欣然应允。是年末，即向雪菲尔德大学提出辞职，陈述回归祖国的坚定意愿。解放伊始，百废待举，炎黄子孙，根在故土，谁无报国之心，兴国之志。旋即网罗人才，约集在英的张沛霖、柯俊、张作梅、庄育智、方柄等，彻夜筹划，因张沛霖已预定船票故先行，柯俊殿后。李薰因护照问题周折，延至1951年6月，取道香港，8月20日回到祖国北京，当即受到郭沫若院长等的热烈欢迎。以李薰为主任的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筹备处，从此成立。

　　祖国的变化日新月异，李薰满怀热情地投入金属研究所的筹建工作。他参观了鞍山、抚顺、大连等几个钢铁厂，深深地感到正在恢复的东北钢铁基地最需要金属研究所。他向科学院提出建议，放弃拟建所北京的方案，把研究所设在沈阳。这个建议很快被科学院采纳了。

　　1951年隆冬腊月，冒着凛冽的寒风，李薰带领四名从英国归来的科学家和几名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到沈阳南湖，在一片空旷的荒地上，白手起家，开始了金属研究所的创业工作。

　　1953年春天，在沈阳南湖东侧，一座灰白色的科研大楼拔地而起，中国第一个研究金属材料的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正式成立了。1953年4月1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批准，正式成立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任命书：任命李薰为所长。

　　李薰于1955年遴聘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1961年12月23日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历任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院长兼党组副书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共党组成员、主席团成员、技术科学部主任、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委员、中国金属学会副理事长、《金属学报》主编；选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三、四、五届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在辽宁工作期间，曾任中共辽宁省委委员、辽宁省人民代表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代理主席等职。

　　1951年回国后，夫人席玺玉从湖南移居沈阳，又生二女晓辉、望平。1981年，李薰任中科院副院长后，全家移居北京。1983年初，为探讨中国科学院及所属有关研究所面向冶金工业建设的新途径，全面考察国家新建的冶金大企业，李薰患肺炎初愈不久，即前往攀枝花钢铁公司，不幸在行经昆明途中，于3月20日凌晨溘然长逝，时年70岁。

研究钢中氢

　　本世纪40年代初，李薰在雪菲尔德大学从事钢中氢的研究，钢由于氢引起的缺陷，主要发生在重轨、热处理合金钢材和电镀钢材等，早在本世纪初已被察觉。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英国曾发生钢中氢脆引起飞机突发断裂事故，英国合金钢研究委员会所属钢中裂纹（Hair-line crack)分会委托谢菲尔德大学冶金学院就此问题进行基础性研究。李薰接受这个课题后，设计并亲自制造了一台测定氢在钢中溶解度分析的装置，在此悉心钻研下，发现钢中的氢是造成飞机事故的主要原因；随后他们对氢在钢中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弄清了钢中含氢产生白点存在孕育期，找出了钢中除氢的规律。1940-1947年期间，通过大量实验，令人信服地证明：钢中的氢是引起裂纹发生的原因，它可以穿晶发展，也有沿晶发展的，发生发纹温度一般为≤150℃，当钢中含氢1-3ml/100g（相当于0.9-2.7ppm）时，可明显降低钢的塑性。钢中裂纹发生的临界含氢量一般为≥3ml/100g（相当于≥2.7ppm）。钢中氢含量与裂纹发生之间的对应关系，由氢在钢中的扩散和溶解行为所制约，合金钢中的氢含量不同，发生裂纹的孕育期也不同，由几小时至两周。应力条件对钢中裂纹的形成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内应力存在于钢中，氢也可以导致裂纹。氢从固态钢中逸出速度并不能按扩散方程预测，不随温度升高而加快，而是分别在220℃，300-350℃，650-700℃之间出现，不同钢种有不同的放氢速度特征高峰，并大体与该钢种发生α→γ相转变的温度相吻合。所以对一般浅淬钢表现为氢致裂纹不敏感，而深淬透钢，即合金元素加入量较高的合金钢，则较为敏感。为此，应按钢在连续冷却条件下的相转变特征来制定合理的除氢工艺制度。李薰等提出理论：即在缺陷附近由于氢的聚集而产生内压，导致裂纹，此压力的形成，是由于高温时原子氢向缺陷扩散，在室温下，原子氢变为分子氢，这些分子氢不能扩散，而产生巨大的内压力，使钢发生裂纹。当有碳化物存在时，氢与碳化物反应形成甲烷，其压力也可以产生裂纹。冷加工伴有缺陷形成，从而增加分子氢含量，促进氢脆发生。

　　在1942-1948年间，李薰发表了关于钢中氢研究的一系列有价值的学术论文，深受人们赞誉。他全面地说明了合金结构钢中裂纹的发生机制，提出了解决的措施和有关扩散除氢温度范围等工艺参数，在理论和实际两方面，贡献突出，被公认为这一领域的开拓者。

　　1951年，李薰回国后，在他创建的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建立并发展了钢中氢、氧和非金属夹杂物的分析技术，并将这些技术通过办培训班推广到全国。为我国钢质量的提高奠定了基础。同时，还建立了在炼钢炉熔池中取样进行氢含量分析方法，并发现在平炉炼钢过程中，炉气组中的水气是钢液中氢的主要来源，这一发现为国内钢铁冶炼技术的提高提供了依据。结合钢质量的提高，还开展了钢在凝固过程中氢的分布规律及除氢技术。这些成就，荣获1956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当时为国家级奖）。

　　1971年，某飞机生产厂因高强度钢发生脆断，影响数百架飞机交付使用。李薰应召带领几位科技人员亲往处理此次“冷加工电镀氢延迟破坏”的重大事故。凭借他的经验和学识，只用两个月即搞清楚了事故的发生机制。12月26日在北京向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等汇报，当面阐明事故原因，并提出事故处理原则。周总理和叶元帅交口赞谢，奖励有嘉。

创建金属所

　　金属研究所是中国科学院成立后新建的第一大型综合性研究所。李薰应聘回国擘划筹建，首先就面临应建成什么样的研究所和建立在什么地点的决策。以他留学英伦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金属学方面，但国内正值三年恢复时期和第一个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计划的前夜，他断定国家首先要解决钢铁生产，而重点必在冶炼。他不顾本人学术专长，主持起草的建所方案，以选矿、冶炼、耐火材料为主要内容。所址的选择，考虑我国重工业基地是东北，有以鞍钢、本钢以及抚顺钢厂和大连钢厂构成的钢铁工业群体，如选址沈阳，正将位居中心，加上沈阳是东北人民政府的所在，集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总汇。李薰的意见，也正是当时中国科学院和东北人民政府的意向。1951年严冬，李薰等一行来东北勘址，踏上沈阳市郊外的五里河，在一片空旷坑洼的菜地和枯枝败叶覆盖的晒粪场，他谈出规划的蓝图，兴奋地说:“我们的事业就从这里开始！”在东北人民政府全力支持下，只用一年多，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实验大楼就拔地而起。

　　李薰主持金属研究所三十年，由擘划创建到蜚声中外。1978年有英国金属学会访华代表团，在我国广泛参观后，回英发表了一篇报道文章[2]，文中说：“中国冶金方面的研究所，水平参差不齐，而其高点可能是在沈阳的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李薰办所，可以综括以下主导思想：

　　一、科学研究主要面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主战场，同时重视基础研究

　　金属研究所建立初期，李薰主要抓三方面的研究工作：其一是接受国家任务，为武汉钢铁公司和包头钢铁公司的兴建服务，集中所内选矿研究室全部力量和分析化学室的大部分人员，从事大冶和白云鄂博两铁矿的选矿研究；调集耐火材料研究室的主要研究骨干，配合地质部门的勘察，为苏联援建两公司的耐火材料厂，提供了技术设计的科学依据。其二是指导耐火材料研究室为鞍钢炼钢平炉强化冶炼过程，对该室所发明的镁铝砖深入研究使用损毁机理，奠定科学基础，并与鞍钢合作，开拓和改进炼铁高炉用高铝砖。这两种耐火材料的研制和应用基础研究，都是金属研究所的创新。其三是研究改进钢质量，强化炼钢过程，提高收得率，减少不合格品。例如：与大连钢厂合作，在国内首先实现电炉氧气炼钢；为鞍钢当时生产钢板、重轨等，从压力加工到热处理，解决了质量问题。

　　50年代末，国内冶金部门和各大企业的科技力量逐渐成长，国际科技发展步入新的阶段，1957年访苏归来，李薰审时度势，考虑到我国开拓喷气飞机及航天技术的发展需要，认定发展高温合金和高强度材料是主要方向。于是在所内迅速组织力量成立了高温合金、难熔金属、金属陶瓷、表面涂层等研究小组；同时也加强了合金钢的力量。为配合我国核技术的发展，成立了铀合金研究组。不久，这些研究组又拓展为研究室。自此，新材料的研究与开发成为金属所的最主要领域，为我国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发射第一枚重返地面的人造地球卫星、造出第一架超音速喷气飞机、造成第一艘核潜艇等，研制某些关键材料，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新材料的发展与新工艺、新技术和新测试方法的进步，相辅相成，金属研究所首先在国内采用真空冶炼技术、等离子喷涂、高压电子束焊接技术、声发射技术、液压伺服疲劳试验技术、俄歇能谱分析技术……等。

　　李薰受国家科委的委托，主持全国高温物理性能测试工作，为了开发新材料，为了提供设计依据，为了仲裁，为了提高测试方法和技术本身，在金属研究所建成基地，许多方法在设备和技术方面均有创新。上述李薰领导金属研究所及时在主要研究方向上作战略转变，充分体现有高瞻远瞩的胆识和魄力，高水平的英明领导才能。

　　对于应用基础研究和基础研究，金属研究所在李薰的领导下，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极左思潮的影响，未大幅度的左右摇摆。自建所之日起，即设有以葛庭燧为室主任的金属物理研究室，从事晶体缺陷与力学性能的研究，金属所虽经两度调整各研究室的研究方向，该研究室未加改变。60年代初，又成立以郭可信为室主任的合金结构研究室。李薰曾号召全所高级研究人员，一定要开展一方面的基础研究的项目，他本人率先攻坚，把难熔金属存在的要害问题（金属氧化）做为他的基础研究方向。

　　二、领导研究工作，始终处于世界发展前沿

　　李薰经常勉励研究人员树立雄心大志，勇于探索，不要简单模仿和重复前人已有工作，要“有所发现、有所发展、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他风趣地说:要“五洋捉鳖”，不要“瓮中捉鳖”，“要做老祖宗的工作”，比如“18-8”不锈钢便是不锈钢的“老祖宗”，其后许多不锈钢都是从它繁衍而来的。他讽刺那些只会改变不同成分配料，以此获得“新”钢种的研究方式，称之为“炒菜”，语重心长地告诫科技人员说:“‘炒菜’谁都会，只要有锅灶，如果长此以往，就会落在别人后面。”言语清晰，寓意深远，一直在冶金科学技术人员中广为流传。他一生从事科学研究，其经验之谈是：如果不能洞察世界发展前沿，不以发展前沿作为研究基点，必将难以取得较大的成就。

　　三、出成果、出人才，关键在出人才

　　1978年5月，中国科学院设立沈阳分院，任命李薰为院长，新人新政，励精图冶。1980年他著文《择优造就科技人才》。文中着重指出:“中国科学院的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没有一批‘拔尖’的人才，就谈不上出高水平的成果。”

　　李薰受聘组建金属研究所之初，即罗致人才，除了邀请在英国的学者外，到北京后又特邀葛庭燧、何怡贞夫妇。来东北后，遵照中国科学院决定，将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的选矿研究室、大连原工业化学研究所（即后来的化学物理研究所）的耐火材料研究室，以及拟议在沈阳成立的工业检验所，调整合并成立金属研究所，随之前来的高级研究人员有张绶庆、谭丙煜、刘静宜、梁树权等。李薰主动诚挚地团结他们，充分依赖，任其施展才华。50年代中期，有自国外回归的学者，李薰礼贤下士，许多因感其诚愿来金属研究所。后经协商，有师昌绪、郭可信、斯重遥、吴鼎铭等，先后相继来所，各自开拓学术领域，均做出贡献。

　　金属研究所的成立初期，分配来一批新毕业的大学生。他们缺乏钢铁工业生产的知识，李薰便制订边建所、边工作、边培养、边学习的方针。组织高级研究人员授课，同时编成工作组，派赴钢厂，一方面协助工厂解决问题，一方面学习生产实际经验。这样不仅在实践中得到锻炼提高，也为所厂之间长期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为了使科学研究人员不断更新知识，提高理论素质，金属研究所经常举办讲座，邀请著名学者前来系统讲课。李薰和所有参加学习的人一样，一同听讲，一同考试，考试成绩，张榜公布。李薰总是名列前茅。他的这种学而不倦、治学严谨的精神，身教言教。养成全所的优良学风。

　　李薰十分爱护和关怀知识分子，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和政治进步，对有真才实学的科技人员，大胆放手使用，对持不同学术观点和见解的人，融洽合作，团结一致，知人善用，量才以德，曾有研究人员数人，因夫妻分居两地，调离金属研究所，在北京、洛阳等地分别得到妥善安排，但事隔不久，均向李薰恳切要求，经同意又纷纷回归。李薰备受人敬仰，这是促进全所团结进步的重要因素。

　　四、实事求是，学风严谨

　　李薰治学严谨，以科学求实的风尚要求科研人员和研究生。一篇论文，必须千锤百炼，才能出手。他的文章、报告、及讲话稿，亲自起草文稿，不假乎于人。有一次，有一研究人员处理实验数据不够严肃，任意取含；另一人有伪造数据之谦，分别严厉训诫，通报全所，给予降级处分。李薰坚持科学作风，崇尚科学道德，一代师表，全所景从。

功在我国科技事业

　　1956年，国家编制十二年自然科学长远发展规划，李薰是冶金科技技术方面的召集人，并参加综合组工作。规划出我国冶金事业发展蓝图，成为其后一段时期的指导性文件。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后，自1962年起，又多次邀集专家规划全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他均负责冶金学科，后出任国家科委冶金专业组和冶金新型材料组的副组长，高温测试组和航空材料组组长。历时二十余年，他为制订各方面的发展规划，审查年度计划，亲自起草文件，编写说明，对各项目提出意见和建议。团结协调各方面的力量，运用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引领着全国冶金科技事业前进。

　　赞颂李薰为我国科学事业所做出的贡献，还应该注意到由他创办的金属研究所派生出的新建研究院所和科技人才。例如：早年将选矿研究室全室和分析化学室的大部分，迁至长沙，建成中国科学院矿冶研究所（后为冶金工业部长沙矿冶研究院）；冶炼化学研究室的炼铁部分，并入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耐火材料研究室调往上海，新建中国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核材料研究部分调往四川，新建西南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院。后来，中国科学院分别在合肥和沈阳创办固体物理研究所和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均得到李薰和金属研究所的支持和援助。至于受到李薰教益而成长的科技人员，遍布全国。他们中绝大多数成为科技骨干和学科带头人，对我国冶金科技事业的进步，其作用是无法评估的。

　　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将北京物理研究所从事金属物理的研究力量，调来沈阳金属研究所。1960年在长春召开全国性的有关位错和电子论的学习班，尔后又在沈阳举行全国金属物理学术报告会，李薰和葛庭燧积极策划亲自参加，成为我国金属物理学科进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大事。

　　李薰热心学会组织的活动，团结全国各部门各地区同行学者，超脱部门的行政干预和门户之见。他是创立中国金属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历届遴选为副理事长。李薰创刊的《金属学报》，于1956年4月30日出版，自任主编，不论办刊方针等原则问题，以及论文审改一类具体编辑事务，都亲自动手，不厌其烦。“十年动乱”停刊，1973年率先复刊，由副职谭丙煜任执行主编，并增出全部内容英译的英文版，成为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学术期刊。李薰是《中国科学》的编委；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材料科学丛书》的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矿冶卷）》编委会副主任，曾亲自撰写“冶金学”和“金属学”词条。综合史实，阐明成就，指引发展前景，立论深湛精辟，是他最后的有学术价值的遗著。

　　早在50年代李薰就提出扩大我国富有资源稀土元素的综合利用，在他的组织和推动下，受到全国重视，开展了许多研究工作。国家科委于1965年成立了稀土和铌在钢中应用的领导小组，他任组长，曾召开多次学术报告会，举办大型全国性综合利用稀土元素的成果展览，并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在我国镍、铬矿藏尚未探明的早期，李薰组织力量开展铬锰氮不锈钢的研究。

　　1981年5月，李薰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技术科学部主任。他在学部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为技术科学的历史发展过程，首次加以全面而精辟的论述，并强调了技术科学的重要性及对经济建设的现实意义。1980年，他主持的技术科学部在长春召开全体学部大会。特邀了当时脱颖而出的中青年科学家，如宋健、邹世昌、路甬祥、韦钰等，或在大会上做学术报告，或在专业组参加讨论，为之崭露头角和锻炼成熟创造条件。会上通过集体讨论，向中央提出建议，发展计算机和集成电路，为发挥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对国家科技决策和重大决策应起到的咨询和参谋作用，树立了典范。会上邀请国家计委、经委、科委和有关产业部门的领导，请他们介绍情况，充分体现了李薰一贯重视科学研究面向经济建设，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他在中国科学院有感于当时我国科技体制存在弊端。譬如：科学技术如何面向经济建设；如何改变研究所吃国家的“大锅饭”和研究人员吃研究所的“大锅饭”；如何冲破人才的地区和部门所有制的束缚；如何开发智力和更新知识等等。他积极依靠学部委员，切实加强学术领导。他任技术科学部主任不久，即倡议分期分批组织学部委员对院属各研究所进行评议，此举不权改进了中国科学院和各研究所的工作，也为后来全国推行科学技术体制改革，起了先导作用。

　　李薰在逝世前十天，应《经济日报》记者采访，发表过有关改革科技体制的谈话。他说：“科学技术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要打破部门所有制，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拉起手来。”譬如设想“能不能尽快地成立一些科研生产联合体，成立一些大型的科研生产联合公司”，“打破部门界限，实现人才交流，实行科研和生产的大协作。中国科学院可以与企业联合办研究机构，办技术开发公司，办开放实验室，办科技培训班……”，为了促其实现他这些见解，不顾大病初愈，体质孱弱，毅然踏上跋涉祖国大西南的征途，孰料他的这些设想没有实现，就与世长辞。

品格与风范

　　李薰一生勤好学，坚忍不拔，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秉性耿介，刚直不阿，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性格爽朗诙谐，平易近人，又风格峻整，疾恶如仇。

　　1958年，全国一度大兴全民大炼钢铁，蜂起云涌，上级责令金属研究所响应。李薰并不盲从，估算从运入原料、燃料，到出渣出钢，即使全所停止工作，全力以赴，也不能完成任务。于是他巧妙地向市委提出建议，由金属研究所派出两个小分队，指导土法炼钢，使所内免遭一场灾难。接踵而来的又有“超声波运动”，沈阳市有人设想改变铁西工厂区的严重环境污染，提出推倒全区烟囱，改为“超声波”煤气化，大有跃跃欲试之势。李薰在此关键时刻，出于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财产负责，对科学负责的精神，他说：“要是我的话，先推广煤气，后扒烟囱。“1965年，一股“三线”建设的狂风从上刮来，金属研究所是中国科学院的重点对象，必须遵照“靠山、分散、隐蔽“三条指示，限期迁徒。李薰从南方实地考察归来，认为”三条指示“要照办并不难，可唯独不利于科学研究工作。因此，未轻率行动。后来，风浪平息，才免于难。

　　“文化大革命”摧残科学，摧残知识分子。李薰虽处于自身不保的境遇下，仍千方百计保护金属研究所，保护科技人员。60年代末，科技人员被遣送农村插队落户。李薰建议党委不失时机一批一批地抽调他们回所，防止了人才流失，拯救了知识荒疏。金属研究所“革命委员会”成立，上级军管部门强令一律无偿调出当时不用的仪器设备，送交生产厂矿。李薰看到清单，悲愤交加。此时研究工作几乎全被扼杀，仪器设备必然闲置，如按清单调出，金属研究所必将荡然无存，毁于一旦。他只好采取拖延和搪塞的办法，躲过了风头。李薰坚持真理，不屈服于权势，事例甚多，不胜枚举。

　　李薰先后多次出访法、美、印度以及苏联、东欧等国家，或代表中国科学院出面谈判，或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或参加学术交流和考察。他维护国家尊严和荣誉，推进各国人民间的友谊。回国以后，均吸取别人之所长，激励自己进步。1972年，在法国召开金属中氢国际会议，特邀李薰赴会，备受敬仰，安排在主席台上就座。他回国后，感触良多。曾因我们是“政治上的巨人、科学上的矮子”作访法报告多场，激发我们应该珍惜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视我国科学技术受“十年浩劫”而落后于人的现实，加倍努力，开拓前进。

　　李薰在金属研究所的30年，推心置腹待人，入情合理办事，博采百家，兼收并蓄，乐于听取不同意见，察纳逆耳忠言。令人忆起他在夏夜常与工人对奕于绿荫道旁，公余往宿舍找青年科技人员谈心，无拘无束，体察群体，掌握思想脉博，了解金属所动态。遇有问题，解决于萌发之初，他特别关心中年科技人员的困难处境，奔走呼吁，寄以无限同情。因此，受到全所各类人员的衷心爱戴。

　　李薰在学术研究中，勤于探索，勇于创新，谦虚谨慎，诲人不倦，数十年如一日，毕生战斗在科学事业的最前线。他富有深谌的文学素养，加上思想敏捷，善于诙谐辛辣其词，隽永深刻其意，常给人以难以谈忘的记忆。

　　为了纪念杰出的科学家李薰，曾由师昌绪、谭丙煜等主编，汇集纪念文章和学术论文共50余篇，于1986年出版《材料科学进展》论文集。《金属学报》为继承并发扬李薰致力于科学技术事业进步的业绩，特设立《金属学报》纪念李薰奖金基金，颁发优秀论文奖、优秀审稿人奖和优秀编辑奖。2002年，以年轻所长卢柯为首的所领导班子，为纪念金属所创始人的业绩，又设立了“李薰成就奖”和“李薰讲座奖”，缅怀先哲，启迪后人，因此义举，永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