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我到英国雪菲尔德大学冶金系攻读博士（PND）学位，名义上导师是系主任安茱教授，实际是在李薰同志的指导下工作。李薰1936年到英国雪菲尔德大学冶金系，获得博士学位后就留在实验室工作，并帮助教授带博士研究生。当时李薰的研究工作有两个课题，一是钢中发裂，另一个是钢的冷加工，他手下分别有几个学生在做这两个题目。他有个实验室，我作为研究生也在这个实验室，获得博士学位后，仍在这个实验室和李薰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又一道从回国筹建中国科学院金属所，并在金属所工作。由于工作需要，我们先后调到北京，但是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直到他在昆明去世，现在回忆起50多年前和他在一起在英国的情景，彷佛就在眼前，感到非常很亲切。

　　在英国雪菲尔德大学，研究生是上午9点上班，晚5时下班，李薰每天都提前到实验室，经常是9点钟我们到实验室，他已经在做实验工作。实验室每天大约有4、5个或5、6个学生。实验室里只放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是李薰的座位，桌上面放个计算机，是老式手摇的，谁要计算数据，就坐在那哗啦哗啦地摇计算机，李薰倒很少坐在那儿。平时大家都是站着做实验，只有到图书管查阅资料才能坐着。不象现在，我们的实验室每个博士生都有自己桌椅。那时Χ光机在楼上，做Χ实验要楼上楼下的跑，显微镜室也不在一个楼内，要看显微镜得到另外的实验楼。其余的一些设备也是在不同楼层的房间里。所以为了工作方便，李薰经常在实验室自己动手做些设备，例如自己装备冶炼用的小炉子和定氢的仪器等等。这就是我和李薰在英国5年时间里工作的环境。

　　实验室对研究生没有什么限制，导师安教授很少来过问学习和工作的进展，有时一个星期来两次问问情况，有时一、两个月也不来一次。李薰帮助确定好研究题目后，全靠研究生自己去做，碰到问题需要帮忙时，李薰耐心指导帮助解决难题。在雪菲尔德大学冶金系的其它实验室的研究生也是这样，研究题目确定后，教授很少过问，也没有给研究生开课规定，但是经常请外面的教授来学校开讲座。记得有2个月的时间，请牛津大学的教授来开讲座，他每次做火车来，大约每周一、二次，连续讲有两个月的时间。这样的讲座经常有。但不是研究生的正式课程，也不考试。所以在实验室李薰既是老师，又是兄长，大家都很尊重他。

　　在实验室的研究生都要自己动手做实验，如果要加工试验样品，李薰就写个条子，让我们到工厂去加工。机械加工厂不在校园内，要经过一条很背静的街道，实际上加工厂只有两个老师傅，但各式各样的车床都有，有时老师傅忙别的活顾不上，我们就自己摸索着干，后来学生们大都学会了加工样品技术，不再用李薰开条子了，我也是在那儿学会了机械加工技术。

　　机械加工的技术好学，但是样品的焊接就很困难，因为焊接技术不是一下子就能学会的，所以每逢有焊接的活，还是要李薰写条子到机械加工去做。在试验中如果需要到仓库里领样品也要李薰写条子。实验室里冶炼经常用炉子，我们都是自己动手装配。先到仓库去找个石英管，在管子的外面缠上加热丝，再找个炉套子装上就行了。我就自己装了一个。是李薰告诉我们这些配件到什么地方去找，配不上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怎么装，学生们和李薰的关系很好。

　　我当时是和李薰做冷加工的题目，还有个法国学生，在试验中他要测量电阻变化，需要一个水银开关，因为普通的电流开关测不到他需要的电阻流量，所以他要自己做个水银开关，李薰帮他借了一间大约有3-5平方米的小屋，实际上做测量用的水银开关很费劲，他弄的满屋地都是水银，大家对他的意见很大，可也没有办法。这个人在几个同学中比较工作是很认真的，在平时又粗粗拉拉，但是这个人很好，典型的法国人性格。记得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这个人酷爱钢琴，他平时拎个小手提箱很精神，可谁也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有一次他做实验加班，因为实验室工作时间的自由度很大，随便你工作到几点。但是学校在晚10点到10半要关大门，那天他干完活已经到深夜12点，学校大门已经关了，他就从实验室的窗户跳出去，正好过来个巡街的警察把他抓住了，他向警察说明自己是学生，做实验时间晚了学校关大门了才跳窗户的。警察拿起他的箱子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两张钢琴乐谱就放了他。

　　我经常要做Χ光衍射试验，但是Χ光衍射仪大家都在用，常常是一周排的满满的。于是我将实验室的钥匙要来，利用周六、周日来做实验，那时钥匙是公用的，谁做的实验最多，谁拿钥匙。有一次我正在做实验，突然Χ光机的光管灯丝坏了，我想这下糟糕了，这台仪器李薰用的时间最多，他本来就不太放心让我们使用。于是我在李薰的办公桌抽屉里找来灯丝，下决心自己换。我将光管拆开反复琢磨，一直折腾到晚上8、9点钟才修好。周一，李薰上班后，看到他放在抽屉里的灯丝不见了，Χ光衍射仪在正常工作，自此以后他放心让我使用了。

　　我们在实验中常常要用高温热测膨胀仪，一般都是自己动手做，这很简单，在空石英管上焊个底座。最初焊接技术只有李薰一个人会，李薰还会将玻璃吹成各种需要的形状，然后将玻璃管子连接起来。别人都不会，所以大家都找李薰帮忙。我在李薰的影响下，下决心自己学会吹玻璃管和焊接技术。我买来一大捆玻璃管，又买个简单的小册子，一步一步地学习吹玻璃的技术，大概有个把星期的时间，我学会了吹玻璃。因为学会了吹玻璃，再焊接石英管就不太难了，只要有煤气和氢气就可以了。氢气和氧气燃烧，火焰的温度很高，自己慢慢体会逐渐掌握了石英管的焊接技术。后来学校都知道我和李薰会吹玻璃和焊接。

　　我们的实验室不在雪菲尔德大学的校本部，相距有一公里远。有一天下大雪，路很滑，在我们实验室楼上，另外一个系的同学拿来一个很粗较长（约粗70mm2，长1000mm）的玻璃管子中间有个裂纹，想到校本部找玻璃工来干，但是又怕雪天路滑把玻璃管摔碎了，他不知听谁说的我会干，就来找我，可我也没有切割过玻璃管，只能是答应试试，那个同学说反正已是坏的不能用，你就给试试吧。我琢磨了半天，想办法给他弄好了，看见弄好的玻璃管，那位同学高兴的不得了。自己努力学会掌握实验技术，是李薰在英国实验室养成的习惯。我是在李薰这种刻苦钻研精神的感召下，学会了的焊接技术。一般在实验室里，凡是李薰会的，我们大家都跟着学，李薰对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很大。

　　实验室平常的学术交流是在每天的上午10点左右，实验室的试验员拿来咖啡分给每人一杯，大家都站着喝，在实验室的墙上有个黑板，不是安排或找个学生讲，而是谁如果有问题或想法都可以去讲，这是上午的交流机会。

　　 下午4点钟左右喝杯茶，是红茶加牛奶，还有一块小点心，也是站着吃，这时你高兴讲些什么，他高兴讲些什么都可以，每天都是如此，大家都习惯了。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如做试验中的设想等，可以在自由讨论中大家互相启发。实验室的这种学术交流是自由的，从不硬性规定勉强人，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可以走开。

　　在英国我和李薰一直生活在这个自由的环境里，有的研究生平时很懒散，也没有人管你，但是到半年时间，得给教授写个工作报告，我们是先给李薰看看，交给教授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交不了报告或是报告不过关，对我们这些学生来说拿不到博士学位，就无法在这个松散的环境中生存。所以研究生们都非常自觉用功，不用督促努力奋斗。大家在研究工作进行的差不多时先和李薰商量，然后和导师打个招呼，自己把论文写好，认为没有问题就交上去。李薰看过后也不替你修改，教授也不替你修改，没有人在你的论文上改句子，即使英文有错误也不改。博士生导师是不替博士生修改论文的，否则博士学位拿到手之后，到社会上工作，写出的文章谁给你改呢。在英国当时那么多外国留学生，写出论文人家看不懂就不给毕业，我认为在自由的环境中竞争要比手把手的教更容易成长。现在有的导师怕学生毕不了业，自己的面子上不好看，在英国研究生毕不了业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英国时，我们实行的是5天工作制，早九晚五，但是对大家来说，工作起来就没有时间的限制，下班后实验没有做完，继续加班是经常的事情，炉子里的东西没有出来，周六、周日也得去看看，即使在宿舍也要琢磨实验怎么继续往下做。

　　我们印象最深，值得回忆的是每天中午的一小时吃饭时间。当时我们学生一般是4、5个人或是5、6个人，各自随便吃。学生食堂伙食很便宜，一个先令两个便士就可以吃顿中午饭。当时英国处于第二次世界大争时期，生活很苦，食品都是限量的，象黄油、茶叶、白糖、面包都是凭本限量供应，后来有一年土豆也限量。学生如果住在房东家，就把定量本交给房东，如果住在学生宿舍，把本子交给食堂，食堂到晚上会给留点茶叶和白糖。鸡蛋是每周一个，当时我们拿到手的鸡蛋上都盖着图章，有加拿大或丹麦等等，鸡蛋如果是坏的，可以到食堂去换。我住在学生宿舍，我们领到鸡蛋后往往是留到周日的早上吃。中午如果在学生食堂吃饭是不要定量本的，但是给的量很少吃不饱，有时我们到教师食堂去吃，那儿给的量大些。离学校较近有个饭馆，虽然价钱是食堂的3倍，要3个先令6个便士，可这是顿象样的午饭，吃的很饱，我们经常和李薰到这个地方吃饭，通常是有半个小时到40分钟吃完饭，还有点时间可以看看报纸，休息休息，下午继续工作。我们每天的生活大致是这样的。

　　李薰每天和我们在一起，大家有什么事情都找他，他都能认真帮你解决。选题目时，他帮你开题，你对环境不熟悉，他会详细地给你介绍。但是平时他不过问你的工作，也不督促你，这就是李薰和教授和研究生的关系。有时李薰去给大学的本科生讲课，是不定期的，也是额外的工作。有时讲2周，或3周，每周2-3次。讲课的内容大部分是他试验工作的结果。我们研究生也要不定期做报告，但要事先确定时间、题目，列成表，贴出来，自愿参加，不感兴趣可以不去听。

　　李薰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替教授管理研究生。到研究生毕业答辩时，必须请外面的一教授，加上我们的教授。答辩仪式实际上是两个教授一个学生，在一间大屋子谁都可以来听。我在毕业时，就是安教授和另外一个大学的系主任教授。他们根据论文中的工作提出问题。李薰是我们的二导师不能参加答辩会。整个答辩实际上就是3个人，有时旁听的人多些。

　　李薰到英国读书时，安教授是他的导师，安教授是冶金系的主任，后来李薰一直在他的手下工作，并帮助安教授管理研究生。直到1949年秋天，安教授退休，由一名新来的叫夸洛的教授任系主任。我们是在1951年回国的，在夸洛时代，我们又工作了两年。在这两年的时间里环境没有什么变化，李薰仍然在管理实验室和研究生。

　　我们在英国雪菲尔德大学学习感受最深的是研究室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在那里名义上有作息时间，但实际上是由个人支配。特别是工间休息时，相互很短时间的学术讨论和交流，很受启发，对研究工作很有好处。另外不定期的请不同学校的教授来讲座也是很好的学习形式。

　　再谈谈我和李薰工作之余的业余生活。

　　在雪菲尔德大学，中国留学生最多时有6、7个人，逢年过节大家都到李薰的住处去聚聚，李薰的房东是个老太太，家里没有别的人很方便。据说李薰在那已经住了很久，房东老太太对李薰很好，过年还包饺子。平常很少看到李薰参加什么体育活动。我和李薰喜欢打桥牌，有时在周六、周日，没有什么事情时，因为方柄、张作梅不会打桥牌，就再找两个中国同学，或是英国同学。李薰桥牌打的好，他性子急出完牌后，老是催人家快、快，快出牌，大家在一起玩，很是有意思。李薰还喜欢下棋，我不会下棋，所以没有和他下过棋，他在国外很少下棋，回国后，他经常在金属所的院内和别人下棋。他喜欢看足球，但是没有见他踢过足球，在日常生活中他的爱好很多，但是他从不参加跑马、跑狗等赌博行为的活动。

　　我们打桥牌一般都是在周六或周日的晚上，如果下午去，吃晚饭就成问题，他和房东老太太也是定量。所以我们是吃过饭才过去。除非是过年包饺子，记得在他家中大概包过两次饺子。

　　在雪菲尔德大学中国留学生如果在一起活动，一般都是在李薰的家中聚一聚，玩一玩就走，因为当时的生活很艰苦，每家每户都有个购物本，食品都定量供应。暑假期间我们要出去旅游时，也要从食堂把定量本拿来带着。到1951年，面包和土豆的定量取消了，生活虽然还是比较苦，但是在外面可以买到吃的东西。李薰爱喝啤酒，喜欢抽烟，这对他的身体没有好处。当时在英国的教授和研究生大都抽烟，不抽烟反倒是很奇怪的，因为大家当时都不知道抽烟的危害，一般是以抽烟斗的居多，李薰也抽烟斗，我们几乎天天可以看到他在清理烟斗中烟油的情景，他咳嗽的毛病在英国就有，在实验室里经常听到他的咳嗽声。

　　李薰在英国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他获得了冶金博士称号，这是雪菲尔德大学独有的学位，他是第二个获得此学位的学者。

　　记得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搬回南京，恢复了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大约在1946年下半年或是194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解放战争刚刚开始，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长沙本洞到英国雪菲尔德大学参观，曾和李薰交谈，邀请李薰回国到中央研究院工作，当时李薰没有同意。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邀请他回国筹建金属所，他欣然答应，并在英国积极进行了准备工作。当李薰要回国的消息传开后。在雪菲尔德大学所在的城市晚报上刊登了李薰要回国的消息。标题是：Metallnginf fa red ehing, 文章的大意是在雪菲尔德大学很有名的冶金学家李薰要回到红色中国。

　　1951年我和李薰、方柄、张作梅、庄育智等先后回到祖国。我和李薰共同工作了30多年，他是我的老师、兄长、领导、同事、朋友……，在他逝世20周年，诞辰90周年之际，特以此文来纪念金属所的创始人李薰所长，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