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郭可信先生回国后，在北京、上海和沈阳三地中选择到金属所工作，任金属物理室主任，并兼金属陶瓷207组组长、高温合金组副组长（组长李薰，副组长师昌绪、郭可信、张沛霖、庄育智）。郭可信在金属所的第一批弟子是郭蕴宜、朱耀霄、辛达仁，其中辛达仁是他的第一个研究生。郭给他定的研究方向是“17-7CrNi不锈钢的弥散硬化机理”。郭可信亲自对他们进行过金相技术培训，并制订了具体计划：一个月进行基本功训练，然后再用三个月时间进行应用金相技术解决实际问题培训。郭可信认为，基本功很重要，金相研究的最终结果是金相照片，他要求金相照片不仅能反映材料变化的本质，还要求完美，既有科学性，又有艺术性。郭可信在研究高速钢中碳化物相变的金相照片，就做到了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他要求这些人用一个月时间，老老实实地制备金相样品。制样分成取样、磨砂纸、抛光和腐蚀等工序。他先讲每道工序的要求和注意事项，再做一遍示范，然后让他们照着样子做，每天检查结果，如果未达到要求，第二天重做，通常磨砂纸和抛光二道工序就会用去一个多星期。他要求砂纸必须放在平板玻璃上，只能沿一个方向，一下一下地慢慢磨，不允许来回磨，以避免样品出现圆边，并说“抛光时，必须与抛光盘转动方向相逆，否则在夹杂物或碳化物后边就会出现‘尾巴’状划痕。”初步掌握样品制备技术后，郭可信又对他们进行了金相观察培训。当时金属所有两台卧式德国产蔡式显微镜，一般人不能随便使用。金相观察前，郭可信先给他们讲解了物镜、目镜的作用，并说明用100倍物镜时，必须加油，称作油镜。在金相观察中，他强调金相观察要注意高、低倍结合，低倍下观察组织全貌，高倍下观察细节。观察时既要注意全局，又要注意细节，以及两者间的联系，并反复进行，这样才能有所发现。除了金相技术培训外，郭可信还给他们指定了参考书：Structure of Metals （Barrett），又亲自带他们（后来又带二室年青人）到图书馆查化学文摘和冶金文摘，从标题、作者到实验方法，从一般期刊到权威期刊，从普通作者、新作者到通讯作者、学派带头人，讲得十分仔细，并告诫说：“一定要做好文献调研，有问题到文献中去找，文献中什么都有，要注意文献不足之处，从中悟出研究方向。”关于如何培养年轻人，郭可信曾说过：“现在不少人培养研究生有如农村生产队的队长，每天早上上工时分配工作，研究生等于劳动力，分配什么活就干什么，毫无主动性，这样怎么能有积极性？研究生跟着老师亦步亦趋，他的论文水平绝对超不过老师的水平，又怎么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对学生还是很严的，高标准要求，毫不含糊。古人云‘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只有高标准要求才能激励青年人的进取心。”

　　改革开放前，国际交流很少，年轻人英语水平普遍比较差，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郭可信花了不少力气。他鼓励年轻人写英文文献总结，并逐段逐句批改，包括拼错的单词，他还在西大楼二楼教室主动为青年人补习英语，不分科室，有兴趣者均可自由参加，星期日上午半天，持续两个月之久。从1961-1963年间，每年春节期间，郭可信总要给二室年轻人讲课（如晶体对称群），每日半天。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由于有负责高研反右工作的龙期威“关照”，郭可信谨言慎行，躲过一劫。

　　1958年金属学院成立（1963年撤消），张沛霖和郭可信先后兼任教务长，不过他对教务工作过问不多，教务工作主要由副教务长方柄负责。郭可信负责讲“X射线晶体学”，他讲的课程浅入深出，基本概念清晰，引人入胜，每次讲课，旁听者众多，连过道都座无虚席，学生们说“听郭先生讲课是一种享受”。

　　1964年开展“评功摆好”运动时，金属学院毕业留所的学生抬着写有“桃李满天下”的黑板给他评功。看着学生们已成长为栋梁之材，郭可信思绪万千，热泪盈眶，在场者也为之动容。

　　郭可信反对表面文章，对形式主义深恶痛绝。1957、1958年间经常搞“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整天停下工作搞大扫除，不仅要求窗明几净，而且连过道的电线也要一尘不染。对此他很是反感，说道：“要我大扫除，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除了大扫除外，那时的会议也比较多，郭可信经常溜出会场，回办公室搞业务，即使坐在主席台上，他也在看书。

　　郭可信在北欧留学九年，对知识产权极为重视，学术道德高尚。一本苏联金相学专著中引用一本美国杂志的照片，未指明来源，他很是生气，对辛达仁说：“你看，这本书把人家的照片翻个180度，印在自己书上，又不说明出处，太不像话了。”对科学问题，他始终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精神，从来不不懂装懂，以势压人，凡遇到有人科学造假，他总会大声疾呼。

　　1961年后，重组二室。郭可信任主任，下设三个组。201组长龙期威（电子结构），202组长包先格（物性测试），203组长由郭可信兼任，主要研究方向是不完整晶体的漫散衍射，包括GP区（辛达仁、陈廉）、灰锡白锡转变中的电子云密度测定（王仁慧、吴德昌）、短程有序（谢泰和）、调幅结构（辛达仁、王元明）、Al基合金的层错能测量（杨奇斌）等。陈乾惕，徐濮、林保军和张修睦观察Ni合金中位错的衍衬像。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食物匮乏，人人营养不良，许多人浮肿，东北地区尤甚。即便当时生活环境如此恶劣，但在郭可信营造的深厚学术气氛熏陶下，大家工作热情仍很高涨，许多工作完成或已近尾声，遗憾地是，随着文革的来到，这些成果也就付诸东流了。包括他翻译的G.Thomas’s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of Metals(1961版)也未能出版。

　　对于文革前的工作，郭可信自我评价道“这个时期我已回到国内，看到人家电镜工作如火如荼的开展，我们守着几台苏联生产的落后电镜，开始时还心急如焚，后来也就逐渐变得麻木了。剑桥学派最令人佩服的还不仅是他们一流的实验工作，更是他们用运动学与动力学电子衍射计算出的模拟像与实验结构符合良好。差距越拉越大，后来索性也不去想它了。　　　　　　　　　

　　中国第一台电镜其实是英国Metropolitan Vickers生产的。解放后在物理所工作的钱临照先生接到通知说，南京仓库里有原国民党政府交通部（也管电台）买的几箱设备，派何寿安去了解，才发现是一台电镜，喜出望外。后来他们用这台电镜观察了铝单晶中交滑移在表面上产生的迹线。1953年钱三强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去莫斯科买回了几台苏联生产的仿战前西门子的电镜。1954年民德总统皮克送给毛主席一台Zeiss静电透射显微镜，安装在物理所。1962年金属所安装了一台民德的磁透镜电镜，也不高明。

　　大跃进前国内曾引进一批日本JEM6、JEM7、EM150、H10、H11电镜，分辨率都不错，但是因为没配双倾台，而国内又无力自己研制，衍衬工作还不能真正开展起来。不过选区衍射的工作可以做了，聊胜于无。

　　我在这期间，除了安排些X射线漫射的研究课题外，主要是写一些电子衍射几何的教材和阅读一些有关合金结构的文章。”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发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发表，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8月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文革在全国各地迅猛扩展。

　　1966年6月23日，北大、清华红卫兵到金属所串联，点燃了金属所文革的火种，矛头直指金属所党委书记高景之（行政九级干部），她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和时任教育部长蒋南翔是上下级关系。金属所是沈阳市发动文革较早的单位，究竟如何对待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大群众运动，沈阳市委也很茫然。迫于群众压力，当时的沈阳市委向金属所派驻了以市委副书记朱维仁为组长的工作组，并宣布“高景之为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在金属所礼堂批斗后，高景之又听到这一“历史结论”，子女们也和她划清界限，这令她心灰意冷，对未来失去了信心，当日自杀身亡，成为金属所含冤而死的第一人。

　　轰轰烈烈的文革在金属所开始了，各处、特别是西大楼（今李薰楼）大字报铺天盖地。主要内容是揭发“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和学霸作风”。不过，各室的情况不尽相同，有的室有人牵头组织，声势浩大，但郭可信所在的二室却相对消沉。其原因一是，二室文革前为“理论”室，“出身”不好和有海外关系者居多，自身岌岌可危，不愿抛头露面。二是，二室同仁比较团结，秉承郭可信“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戏”信条，彼此之间少有矛盾和纷争。另外，郭可信和二室同事关系也很融洽。郭可信自己很节俭，吃穿从不讲究，也很少到理发店理发，头发长了就叫二室年轻人剪一剪，并不在乎发型，他说：“三根头发可以剪平头，两根头发可以剪分头，一根头发可以剪背头，怎么剪都行。”不过，他对别人却很豪爽，60年困难时期，年轻人都吃不饱，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帮他们恢复体力，郭可信常带他们到专为高级人员服务的展览馆餐厅就餐，年轻人也乐意吃“大户”。工程师王邦彩在农村盖房，他曾给予数目可观的资助。

　　当时对郭可信的大字报集中在批判他是竺春花式人物（郭可信欣赏《舞台姐妹》中越剧艺人竺春花的“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戏”的处世态度，并引以为训），只专不红，脱离实际，未见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1965年8月至1966年5月，几乎金属所全体人员先后到法库参加“四清”运动，包括郭可信在内的二室在汪家沟生产大队。1968 年7月19日金属所开始清理阶级队伍，10月9日黎明工宣队驻所，11月22日所革委会成立，二室成立了专案组。专案组对郭可信1944年投笔从戎参加“译员训练班”这段历史进行了内查外调，由于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他未上任就“光荣退役”了，什么事也没干，此事也就不再追究了。郭可信是文革中少有的未被触及的“高、老、大”。他没有像李薰、葛庭燧、师昌绪等那样关进“专政指挥部”，受到皮肉之苦，也未被抄家。只是在西大楼内的毛主席像前鞠躬，请过“罪”，也参加了劳改队。劳改队由张荣之为队长，劳动之前要列队，从金属所南门出发，向北走到原一栋主席像前，并一路高呼：“我是牛鬼蛇神，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口号。

　　文革期间，除少数积极分子外，多数人无事可干，早晨跳忠字舞，上班后准时拿着“红宝书”向毛主席早汇报，余下的时间就是读报纸，如果有“最高指示”发表（通常是晚8：30），还要高喊口号围金属所转一圈。文革前，郭可信在12栋有3居室，文革中又搬进了两家，三家用两个煤气罩，吃住都很困难。当时郭桦还很小，郭可信和夫人胡文珮忙得不亦乐乎，身心得到巨大安慰。他对二室同事戏谑道“养小孩比养鸡好玩多了，又好玩，又解乏”，本来这是玩笑话，但被工宣队知道后，以“人鸡怎么可以相提并论”为由，批了一通。文革期间，中国科学发展停滞，国际上电子显微学研究却方兴未艾，有长足进展。1965年P. Hirsch的“薄晶体电子显微学”问世，郭可信虽然心急如焚，但也无可奈何，为了消磨文革时光，他用读书作为自娱手段，在斗室里阅读了一些有关合金结构的文章，如Frank、Frank-Kasper和Pauling学派关于四面体密堆的论文，并且书写了几十万字的电子光学笔记一书，以备日后使用。百般无聊的年轻人，如遇春雨，纷纷传抄。然而有人反映这是郭可信有意干扰和对抗“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之举，所以对他进行了全室批斗。1969年4月到8月，郭可信等到辽宁盘锦接受“再教育”，研究生（如杨奇斌、叶恒强等）到解放军农场接受长期（2年）再教育。

　　由于郭可信没有什么“历史问题”，所革委会成立不久，他就被“解放”复职，1968年后金属所划归国防科委（1970年后又划归冶金部），他被任命为连长。1971年9月13日发生林彪叛逃事件，特别是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后，刮起了短暂的科学春风，尽管1974年开始批林、批孔，1975年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科研工作不断受到冲击，但1968年后，总算可以断断续续工作了。郭可信审时度势，抓住时机，引进了一批设备，为日后开展深入研究工作奠定了技术基础，也培养了一批人才。继1964年引进日本JEOL-150 透射电子显微镜后，1967年引进法国CAMECA公司 MS－46电子探针和捷克BS413电镜，郭可信等亲自安装了这台电镜，1972年引进日本YODIC－100小型计算机，1974年引进法国RIBER公司LAS300 俄歇电子能谱仪。另外，1971年，叶恒强从解放军农场再教育回来，郭可信对他悉心指导，高瞻远瞩地安排他潜心钻研电子晶体学理论，为他日后成长为中国电子显微学发展的新一代的领军人物之一，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好在郭可信北欧留学时，已精通物理冶金，具有解决钢铁材料失效分析的经验，又熟悉晶体结构和缺陷理论和研究方法，处理这类问题倒也得心应手。1971年，112厂生产的一批飞机中，出现框架开裂，惊动了高层。厂方请李薰、柯俊、郭可信会诊。李薰沿框架生产线走了一趟，问到“是否老师傅生产的框架比年轻师傅生产的开裂多？”，暗示开裂与残余应力有关。其原因是，框架生产的最后一道校正精度工序，由工人手工完成，老师傅细致认真，打磨时间长，所以造成框架较大的残余应力。不过，这个推断是否正确，仍需实验检验，这项任务最后落到郭可信头上。为了加强力量，将下放劳动的王景唐从黑山调回所内。二室的周敬、陈乾惕、徐濮、常昕、徐乐英、关若男、王文皓、乔桂文、尚玉华等参加了这项工作。根据陈乾惕等电镜观察结果，王文晧、关若男利用电子探针扫描得到断口全景背反射图像，郭可信认为，框架裂纹断口属典型的应力腐蚀或氢脆断口，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除了解决工厂提出的问题外，二室还承担检验任务。辽宁省物资局从捷克进口一批镀锌板，使用中发现质量不合格。在郭可信的指导下，陈乾惕、王邦彩利用捷克BS413电镜拍得镀锌板表面反射电子衍射照片，X光物相分析结果又显示，镀锌板有大量ZnO相存在，这表明这批镀锌板镀锌层厚度不足，又存在过度氧化问题。在事实面前，捷方赔付中方80万元。1978年，冶金部下达命令，要求金属所限期解决飞机用铝合金锻件开裂问题。这些锻件用当时国内最大的3万吨水压机，在重庆铝加工厂生产。郭可信组织了一个由电子探针、X光、透射电镜、扫描电镜及相分析人员组成的工作组，进行攻关，每周开碰头会，检查工作进展。周敬、常昕等通过复型断口发现，断口缺陷表面存在大量台阶状晶体生长花样，郭可信认为，断口缺陷表面是未被压合的自由表面，这是一种与气体和夹杂物有关的疏松。铝合金熔炼和浇注过程中气体和氧化皮等会卷入铸锭，并残留其中，在锻压过程中难以压合，形成疏松。后来，曾祥华证实铝熔体中氢含量的确过高，姜晓霞也发现铝熔体中SiO2确实存在。郭可信和工作组向厂方建议，净化铝熔体并进行除气处理，这一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并获得冶金部的嘉奖。

　　不过郭可信更钟爱电子显微学研究，1972年二室从日本工业展览会上争得一台日本横河工业会社生产的工业控制机YODIC-100。这台计算机仅 8K内存，只配有基础Fortran语言和3 pass系统（1 pass输入Fortran语言源纸带，生成汇编语言纸带，2 pass输入汇编语言纸带，生成机械码纸带，3 pass输入机械码纸带，执行程序）。原来机械读码错码率很高，后经王文晧、王元明改成光电读入后，这台计算机基本可以使用了。郭可信当时对计算机着了迷，虽然年过五旬，仍然自学Fortran，整天待在计算机房，历时四个多月，由于长期待在窗式空调旁，还落了个背痛的毛病。他在已发表在《金属学报》文章的基础上（金属研究所电镜实验室，金属学报11(1975),183，金属学报12(1976),198），编写了晶体点阵未知情况下单晶电子衍射谱的标定程序，“从旋转晶体得出的两张电子衍射底片上选三个衍射班点，相当于不在一个平面上的三个倒易矢量，构成一个三斜倒易基胞。计算以此为基的一些倒易矢量的长度，从中选三个最短而又在一个平面上倒易矢量为初基矢，构成倒易空间的Buerger胞，由此即可进一步确定正空间中布喇点阵的类型及单胞参数，同时得出这三个衍射斑点的指数”。这是国内最早的单晶电子衍射谱标定程序，后来在电镜界广泛流传。由于思维惯性，当时人们对发表论文仍心有余悸。考虑到我在优化程序和调程序中的贡献，郭可信希望这篇文章（《金属学报》13(1977)73）以“金属研究所电镜实验室和计算机组”名义发表，但受到时任计算机组长的训斥“我们不搞论文主义，你搞你的论文主义吧”。由此可见，当时应用基础研究的状况和阻力。王文皓在这台计算机上完成了电子探针ZAF修正程序的编写工作，实现了电子探针数据的定量修正。利用LAS300 俄歇电子能谱仪，李日升、屠礼勋和孙玉珍发现Ar离子轰击可诱发Au－Cu合金表面原子的偏聚。屠礼勋和孙玉珍通过低能电子衍射和俄歇能谱证实蒸镀在Ni （111）面上的金属Ga 会形成两种超结构。

　　文革期间，1973年6月29日，李薰、郭可信曾去法国巴黎参加了金属中氢国际会议。1977年10月，郭可信曾去加拿大参加了国际断裂会议。

　　直到1978年才真正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金属所又重回中国科学院。1978年10月16日，师昌绪、郭可信被任命为金属所副所长，郭可信可以大胆地从事自己所喜爱的电子显微学研究了。1981年，郭可信给科学院立下军令状，保证在短时间内赶上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研究的世界水平。为此，科学院特批二室引进一台JEOL 200CX高分辨电镜，这台电镜很快达到正常运行状态，并成功地拍出了高分辨原子像。郭可信专门让我进京向时任科学院院长卢嘉锡呈送了数张清晰的高分辨原子像照片。对此，时任科学院副院长李薰倍加赞赏，据王中光回忆，李薰曾说过“总说我们跟着洋人屁股跑，可是谁看见洋人屁股了，在金属所只有郭可信看到了洋人的屁股”。

　　郭可信文革中虽然末受到皮肉之若，但文革却给他的家庭留下了终生的创伤。他的夫人胡文珮在文革中受到刺激和惊吓，得了病。不论是在金属所还是在物理所，郭可信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她自己的方位，以便联系。凡较长时间的出差和出国，郭可信要么把夫人带在身边，要么委托别人陪伴，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四十多年。胡文佩长期服药，损及肝、肾功能。为了治本，到北京物理所工作后，郭可信到处寻医问药，打听偏方，并乘公共汽车往返几个小时，为夫人去抓中药，对于70多岁高龄的老人而言，其辛苦可想而知。即使在郭可信病情加重期间，由于顾及夫人，也难以安心住院治疗，病情稍有好转，就迅速返回家中。由于缺乏及时、彻底的治疗，郭可信的病情迅速恶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尽管经历了如此磨难，郭可信对自己的回国选择并不懊悔，始终对中国的科学发展前景充满着信心，对此，他曾回忆道：“我认为我之所以在回国后学术上无所作为达二十五年之久（实际上是几起几落，多次遭到只专不红，脱离实际，竺春花式人物的批判，只因为我欣赏越剧艺人说的“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地做戏”），并不懊丧，在机会到来时能抓住不放，猛冲上去，还是因为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青少年饱受帝国主义欺凌，民族意识强，爱国之情深。我小学是在哈尔滨念的，九一八后逃到天津，在南开中学念书，七七事变后又逃到重庆。有一阵子天天夜里逃空袭，有一枚日本炸弹就在几十米外爆炸，灼热的泥土在我身上烧伤的疤痕至今犹在。在1944年底在遵义浙江大学念到四年级时，日本骑兵一千多人从柳州横冲直闯几百里一直打到贵州的独山，我又从贵州逃往四川。这些烙印是几十年时间也不能磨灭的。1980年我在离开瑞典24年后又回到那里，见到当年在一起稿科研的老朋友，他们都是上层人士，不是经理就是教授，有人问我回国后经历多次政治运动，学术上无甚成就，后悔不后海？我说不后悔，因为我是与我国人民一起经历这些折腾的。如果我这几十年不在国内经受这些考验，我不会有这份爱国爱人民的深情。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是世界上唯一连绵不断又古又新的文化，这是值得我们每个中国人骄傲的。个人损失了二十几年的科研生涯，比起上下五千年，这又算得了什么？就是这股力量激励我前进，要在有生之年，把中国电子显微学搞上去，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科学院领导批准我们引进一台200KV场发射电镜，还配有Gatan Image Filter系统，加上我们原有的5台电镜及各种附件，我们的仪器装配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了。在1993年聘请了八位海外优秀青年电镜显微学工作者回国短期或长期工作的基础上，今后准备进一步扩大这种合作，传播新的学术思想，掌握新的实验技术，开展新的研究课题，在本世纪内把中国的电子显微学研究推进到国际先进行列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