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13日，郭可信先生仙逝。虽然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和长者风范却深深地印于我们心中，他的教诲必将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余生。

　　我们和郭先生共事已40年有余，从我们踏入金属所，就在他领导下的二室工作，先生还亲任203组组长，主要从事透射电子显微结构和不完整晶体X射线漫散衍射研究。上世纪六十年代，工作、生活条件大不如今。实验设备差，二室仅有台东德产透射电镜、一台专用电子衍射仪、一台理学产X射线衍射仪和两台国产X射线照相装置。办公大楼就西大楼（今李薰楼)一楼，郭先生和我们五个人挤在一间24平方米的办公室内，唯一不同的是他的办公桌比我们的大，有一个木制转椅(当时只有研究员才享受转椅待遇)，而我们是小桌子、硬板凳而已。至于生活条件更无从谈起，十几个人住在一起，工资除糊口外，所剩无几。尽管如此，我们这帮年轻人仍在“向科学进军”口号鼓舞下，坚信郭先生“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信条，朝气蓬勃、干劲十足地工作。虽然，我们日以继夜的工作成果随文化大革命付之东流，但庆幸的是，我们在工作之初就得到了先生的熏陶，从他身上学到了精勤不倦、治学严谨的学风。

　　时隔几十年，先生的往事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郭先生是极具人格魅力、个性极强的人。他历来反对俗套，认为大家整年一起工作，春节无需拜年。每年春节他都会在寓所门前贴出“郭可信全家外出，祝同志们新春快乐”的纸签。但从初一开始又亲自为我们授课，直到假期结束。我们的晶体对称群的知识就是那时候学到的。郭先生一直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实态度。凡是他熟悉的东西，他常会说“你们不懂”；但对他不熟悉的领域，他会坦然相告“我不懂”，从不不懂装懂，以势压人。他曾经编过一本“不完整晶体漫散衍射”的小册子供大家自学，有人发现其中公式有问题并请教他时，他如实相告“这些公式都是我从原著中抄来的，根本没有推导过”。

　　文化大革命中，科研工作全面停顿，大家除了“早请示，晚汇报”，整天读报外，无所事事。郭先生觉得这样既浪费时间，更浪费生命。他废寝忘食，在厨房里编写了“电子衍射学习笔记”（当时他和别人合住一套住房，无办公场所），并利用假期（包括春节）为大家讲课。这本讲义就是后来出版的“电子衍射图在晶体学中的应用”的雏形和蓝本。遗憾的是，我们学到了知识，但郭先生却被扣上“与林彪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相对抗”的罪名，并受到了不公正的批斗。纵然受到屈辱，先生在文革期间也从不做违心事，不说违心话。

　　文革后期，科研形势有所好转，大家压抑多年的干劲迸发出来。虽然，当时只有每月“三两油，半斤肉”，但可以干点事还是让我们欢欣鼓舞。70年代初，二室从日本展览会上争得一台日本横田株式会社生产的工业控制机，内存仅8K，程序靠纸带输入，三次编译后才能产生可运行的机器码。那时，郭先生对计算机编程产生了浓厚兴趣，自学Fortran，几乎每天都泡在机房里忘我地工作。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与他人合作完成了电子衍射图自动标定的计算机程序，并在1975年于“金属学报”上以集体名义发表（那时发表文章不能署个人名字，以体现集体主义精神)。郭先生时已年过50，由于长期在有冷气的机房中工作，后来落下了后背痛的毛病。

　　“四人帮”倒台后，我们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郭先生抓住机遇，向科学院立下军令状，在国内率先引进高分辨电子显微镜。我们当时对高分辨电子显微学所知甚少，为了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郭先生身先士卒，大家边工作、边学习。他组织我们分章阅读了“薄晶体的电子衍射”和“衍射物理”两本专著。由一人主讲，大家一起讨论，并结合工作最新进展以学术讨论会形式加深理解。在讨论会上，人人畅所欲言，个个各抒己见，有时争得面红耳赤，甚至说些有伤他威信的话，他都从不介意，真正体现了学术面前人人平等。郭先生很少考虑“关系学”，他对人评价的唯一标准是工作成绩和学术水平。“高分辨电子显微学”一书就是当时工作和学习的总结。

　　为了迅速与国际水平接轨，郭先生采取了三大举措：鼓励我们向国际杂志投稿；把中年人送出国深造；大量招收研究生。由于十几年的荒废，那时我们这批人英语水平大都不高，说话张不开嘴，写文章错误连篇。每篇文章几乎都经先生仔细修改，有时修改部分比原文还多，相当于重写。即是如此，郭先生从不在他不熟悉领域的文章上署名。如俄歇(Auger))表面分析仪的研究方向是由他确定的，甚至样品也是他从国外带来的，但在其上发现表面吸附新结构的文章他却不同意署名，甚至出现他的研究生发表的（如高分辨像模拟）文章中，从来就没有他名字的“怪”现象。先生不仅对工作要求严格，人情味也很浓。他对出国人员的来信，每封必回，勉励他们既要努力工作，又要注意保重身体，告诫他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于普通工作人员他也一视同仁，甚至一名同志在农村盖房子缺钱，他都倾力相助。郭先生一生培养了130多名研究生，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虽然相隔千山万水，毕业有前有后，但他们都能不约而同地凝聚在先生的周围，这是先生长期教诲的结果，也是他人格魅力的体现。

　　郭先生之所以取得世所公认的学术成就，是和他开拓进取、勇于创新、不断攀登的精神分不开的。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寥寥数语难以概括。谨以此文，表达我们的哀思，告慰他的英灵。

　　  

　　(本文发表于2006年《金属之光》“沉痛悼念郭可信院士专刊（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