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古稀之年的郭可信应他的学生的要求，撰写了《准晶与电子显微学一一略述我的研究经历》（初稿）。他在概括自己的研究成就时写道：“回顾我这一生，在学术上只做了两件事。青年时单枪匹马冲杀在合金钢结构第一线，中间停顿了四分之一世纪，到了六十岁又重整旗鼓领着一批青年占领了准晶研究的制高点。”他在总结自己的经验时，特别强调，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首先要有执著地追求真理的精神。他说：“我并非才智过人，理论基础也不好，念大学时正处抗战，微积分只学了微分，普通物理只学了力学和声学。我也无特殊实验技巧，没有亲自改装过任何仪器。我只是凭着一股追求真理的热情，在学科上从化工转到冶金，又转到晶体学和材料科学；在实验技术上从金相转到X射线衍射又转到电子显微学，一直锲而不舍地拼搏，才能有所收获。” 

　　郭可信特别寄语青年学子，不要把自己的业务范围搞得太窄，不要怕改行，他说：“我在合金学、晶体学、电子显微学三方面都懂一些。尽管在每一方面我都算不了专家，甚至可能是‘半吊子’，但是综合在一起我却能做到那些专家可能做不到的事。这就是杂交优势。” 

　　郭可信特别强调做学问要有敢于创新的精神。他说：“不能只是很有学问，讲起来层次分明，写文章广证博引，就是科学研究没有新意，出不了前人的圈套。这样，学问是从别人那里贩来的，还没有变成自己的。”他说：“我们的准晶研究就是因为不与别人雷同，才能每年有些新花样。” 

　　在谈到人才培养时，郭可信特别强调要充分相信青年中蕴藏着极大的创造性，放手让他们去实践。他说：“近年来，我经常有20多个学生，采取放羊式领导。东方不亮西方亮，哪一点亮了就给予支持鼓励，照亮一片。谁出了头就让谁出国深造，这一招比什么仙丹妙药都灵。”他不同意把研究生当作劳动力，让研究生跟着老师亦步亦趋。他认为这样做，研究生的论文水平绝对超不过老师的水平，也就不可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说：“王宁、陈焕发现八次准晶，何伦雄等发现一维准晶，李兴中最近用彩色群处理二维准晶对称，都是他们自己闯出来的。当然我对学生还是很严的，‘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只有高标准严要求才能激励青年人的进取心。” 

　　在这篇回忆录里，郭可信还回答了国内外朋友和学生不时向他提出的一个问题。他说：“我认为我之所以对回国后多次遭到‘只专不红、脱离实际’的批判，学术上作为不大达二十五年之久，并不懊丧，在机会到来时，能猛冲上去，还是因为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青少年时饱受帝国主义欺凌，民族意识强，爱国之情深。我小学是在哈尔滨念的，‘九·一八’后逃到天津念书，‘七七’事变后又逃到重庆。有一阵子天天夜里逃空袭，有一枚日本炸弹就在几十米处爆炸，灼热的泥土在我身上烧伤的疤痕至今犹在。……1980年我在离开瑞典二十四年后又回到那里，见到当年一起搞科研的老朋友，他们都是上层人士，不是经理就是教授。有人问我，回国后经历多次政治运动，学术上无甚成就，后悔不后悔？我说不后悔，因为我是与我国人民一起经历这些折腾的。如果我这几十年不在国内经受这些考验，我不会有这份爱国爱人民的深情。……就是这股力量激励我前进，要在有生之年，把中国的电子显微学搞上去，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愿再给我十年生命，完成我的这个志愿。” 

　　(节选自《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作者曾是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