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所曾有一栋三层筒子楼，不起眼，但多功能。一楼是托儿所、医务室，二楼、三楼是招待所、职工家属宿舍。按照建所初期建筑顺序命名，曰“十九栋”。“十九栋”一直为金属所默默做着贡献，直到2003年，按照金属所园区整体改造计划，它被拆除了，原地建起了一座高层住宅，就是现在的15-30甲。“十九栋”为金属所服务了五十年，完成了历史使命，光荣“退休”了，然而它身上承载的一代人的珍贵回忆却不会因此消散，而是历久弥新。

　　缘起

　　我是1965年7月大学毕业，与徐成浩同学一起分配到金属所的。我们是浙江大学的校友。报到的第一个晚上就住在“十九栋”的招待所。把我们接到招待所的是早几日报到的吉林大学毕业生魏翔云。后来她成了我的老伴和科研伙伴。

　　她与我同在老四室，有相同的科研方向。当时师昌绪先生是室主任，李依依是室秘书。1983年，她与我同去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工作，我们甚至一起获得了一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类。当时所长是柯伟，后来是吴维弢。

　　我们1968年结婚，新房就在“十九栋”，面积8平方米。隔壁是赵德建师傅，两家隔板而居，共用一个小厨房。新房的另一侧则是水房，夜里能听到洗菜声、洗衣声，偶尔还有歌声。筒子楼每层中间都是横贯东西的走廊，走廊两侧一家一户的都是近邻。邻居们相交甚笃，无话不谈。谁家买了什么菜，在哪儿用鱼票给的鱼多些，都是话题。记得水房和厕所这样的公共区域是大家轮流值日打扫的。每次我都很认真，不怕脏不怕累，但是模范还得是赵红星，他当班的一周里，水房和厕所总是焕然一新，让人眼前一亮。筒子楼的家家户户是邻居，也是同事，有科研人员，也有工人，我们尊敬的王玉哲师傅、电工赵师傅都住那里。大部分人年龄相仿，走廊里永远充满了年轻人的朝气、居家过日子的烟火气。那样的日子单调却不乏味，虽苦尤甜。

 

　　相依

　　我1969年有了第一个孩子，四年后有了第二个，四口人一直窝居在“十九栋”的8平方米里。当时生孩子去住院是难事，接出院需要有车，更是难事，都需要众人帮忙。我让孩子们一定记得，老大是李玉华从医院接回来的，老二是李依依截了生态所的车接回来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情境我依然历历在目。

　　孩子们长到三个月就送去了一楼的托儿所。是的，那时不叫幼儿园，而是托儿所。照顾孩子们的不叫老师，而是阿姨。家长早上把孩子送到托儿所，然后上班。中午孩子妈妈们去托儿所哺乳，下午再去上班。对于我们“十九栋”的住户来说，真是再方便不过。孩子生病发烧了，就去一楼的医务室打针，谁家的孩子容易生病大夫都知道，我家老二就是那里的常客。当初托儿所的阿姨，孩子们口中的房姨、王姨、宋姨、张姨......现在大多还在金属所里居住和工作，有的成为退休办的志愿者。而当初的那些孩子们，早已遍布祖国各地、海内外了。医务室的肖大夫、刘大夫、赵大夫、范大夫……一直深受我们的信任和尊重，是我们健康的托付人。现在我们都已至耄耋之年，孙大夫、张大夫、小于等，又接替了他们，担负起护佑我们健康的重任。

　　1975年，海城地震。我正在“十九栋”的家中吃晚饭，感觉到晃动，本能地抱起6岁的老大往外跑，孩子妈抱着2岁的老二跟着往楼下冲。这一震，让原本平静的生活变得有些不安。二月份天气很冷，遇到很多困难。当时全所职工都很团结，“十九栋”的住户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共渡难关，全然是一个大家庭的模样。

　　1976年，我生病躺在“十九栋”的家里，突然听到窗外喇叭中传来了哀乐，接着是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我震惊了。那一年中国三位伟人相继去世，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人们处在极度悲恸之中，“十九栋”也笼罩在了阴霾的情绪里。

　　第二年，我们从“十九栋”搬往“东大楼”，离开了居住生活了8年的地方。

 

　　成全

　　在“十九栋”的8年里，我们与其他人一样，一心扑在事业上。我先后承接了4项重要任务。魏翔云参加高温合金项目，全身心投入科研。两人忙得不可开交。我经常去齐齐哈尔钢厂出差，一去就是几个月。家中魏翔云一边工作，一边带着两个孩子，困难可想而知。回想起来，我在金属所完成的11项科研成果，共获得国家和院部级13项奖励，在“十九栋”的特殊环境中就有4项。可以说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而“十九栋”功不可没。

　　此后多年，我一直有着深厚的“十九栋”情结。艰苦生活磨炼了意志，锻炼了品格，让我们有乐观的态度，克服困难的勇气，团结向上的精神。其中李依依和柯伟，吴维弢和徐乐英两家，也都是从“十九栋”走出来的，似乎“十九栋”人有一种格外的亲切感。

　　金属所如今走过了70年，一代一代的科研人用全部心智铸就了它的辉煌历史。进入新时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今天，新一代有自己的使命担当。“十九栋”的点滴过往，凝结着老一辈科研工作者的爱国情怀和科研初心，“十九栋”的历史也是金属所历史的一个缩影。让优良传统得以传承，让“十九栋”的记忆永不磨灭。

 

2023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