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智库”

　　首先在建院以后接管了原中央研究院及北平研究院的一批研究所，留任了一大批知名科学家，使他们继续开展研究工作，成为中国科学院不断发展的基础。

　　1955年成立了学部，从全国遴选了233位学部委员，这为我国“院士制度”做好准备，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发展和交叉合作。

　　1956年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制定，在中央确定的“重点发展、迎头赶上”方针的指导下，决定采取四大紧急措施，并由中国科学院组织实施，于是成立了电子、自动化、半导体和计算技术四个现代化的研究所；他们为中国高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为了鼓励我国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科学院于1956年首次面向全国对重大科研成果进行了评审并颁发奖金，成为我国第一届国家自然科学奖，而后由国家科委相继设立了国家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

　　1981年第四次学部大会期间，89位学部委员向中央建议在中国科学院设立面向全国的“科学基金制”，运行几年后，效果良好，从而促进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成立。基金委自1986年2月成立以来，建立了比较健全的评审制度，促进了我国各类学科的发展，也对培养年轻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

　　上世纪80年代中叶，美国里根政府高唱“星球大战”，1986年王大珩等四位学部委员上书邓小平要求中央拨款跟踪星球大战中的高技术，中央领导高瞻远瞩，将其成为我国发展现代化高技术的起点，这就是我国有名的“863”高技术计划。

　　由于中国科学院的业绩和中央对著名科学家的表扬和宣传，在人民心目中认为当科学家最光荣；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程技术人员的地位必须提高，于是1981年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对成立“中国工程科学院”就有所议论；1994年有6位学部委员上书党中央再次呼吁尽快成立中国工程院，得到批准由中国科学院筹备，自始至终我都参与，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我被选为副院长之一，那时我已74岁。

　　自1981年第四次学部大会之后，学部委员重要任务之一是为国家科技发展提供咨询。中国科学院学部创建了“自主咨询”的模式，就国家建设中的问题主动调研，并提出咨询意见，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沿着一条健康道路发展。中国工程院成立以后，咨询任务更重，成为我国工程技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水资源及三峡工程等。

　　中国科学院所属各所在科学研究工作也比较领先，如“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颁发以来，共18人获此殊荣，其中三分之一来自中国科学院所属各所；三分之二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二、在建国初期为我国国防做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科学院在国防建设方面的作用更为突出，首先是人才的培养和输出。1999年5月6日，张劲夫在《科学时报》发表了一篇署文章《请历史记住他们》，谈的是中国科学院对“两弹一星”的贡献。张劲夫在1956——1967年期间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主持全院工作，他是聂荣臻元帅的得力助手。为了发展我国国防，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新技术局，统管院属有能力为国防服务的研究所，包括以基础研究为主的物理所、化学所以及上海有机化学所等。当时由于物资匮乏，在不同国防系统成立了特殊供应体系，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称之为“04单位”，制造核武器的二机部为“02单位”，由此可见中国科学院在当时在国防系统中的战略地位。从人员方面看更为突出，号称中国“火箭之父”的钱学森，1955年回国之后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核武器的学术带头人钱三强原是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邓稼先是中国科学院秘书长；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是人造卫星的首倡者。还有更多的具体研究人员由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转入国防部门，如我所在的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在1970年有从事核材料研究的79人成建制的划归四川核动力研究院。在中国科学院大量输出人才的同时，中国科学院有很多研究所承担了重要国防任务，保证了我国国防装备的发展。1999年我国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颁发奖章，在23名受奖人中半数以上曾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过，或仍工作在中国科学院。

　　三、中国科学院在制定国家科技政策及发挥全国知识分子作用方面曾起到重要作用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大办钢铁和反右倾等运动，使全国科技届陷入一片混乱。1960年冬党中央发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1961年主持我国科技工作的聂荣臻指示中国科院和国家科委共同制定了《科学十四条》，明确了知识分子红与专的关系。提倡百家争鸣，还提出保证科学工作者六分之五的工作时间等。中国科学院还制定了办好研究所的七十二条，也影响了全国科技界。由于这些条例的贯彻实施，使我国科技界走上了正轨，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结束前的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为了整顿中国科学院，派来胡耀邦，出台了关于科学工作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遭到“四人帮”的批判。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中央派方毅主持中国科学院的工作，除平反冤、假、错案，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外，还筹备“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1978年3月18日召开了各界参加的5000多人的大会，方毅做了工作报告，邓小平亲自主持教育界和科技界的座谈会，对我国科学及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3月31日郭沫若院长在闭幕式上发表了“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这就是我国教育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走向正常道路的起点，中国科学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主导作用。

　　随着我国体制的不断改革，政府部门的领导作用逐渐加强，中国科学院的定位也有所改变，中国科学院仍然是我国科学研究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级科技人才的培养基地，同时还要发挥智库的作用。1998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十年后又延续到2020年，在形成我国为创新型国家，使中国的实力由大到强，中国科学院任重道远：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二要全国人民的信赖，更重要的是中国科学院自身的改革，除了荟集和培养更多的人才以外，要创造能发挥人才作用的氛围和环境。

　　师昌绪，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文章来源：http://www.cas.cn/zhengwen/jsgj/201106/t20110611_77891.shtml